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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星期三->特稿 |
| 有多少自杀能被干预？ |
| 2006-09-22
作者：郁蕊芬 |
上海首家民间自杀干预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下月筹建，一支由心理咨询师、大学教师、警察和医生等20多名志愿者组成的干预队伍即将亮相——9月10日，“世界预防自杀日”传出的消息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自杀，一个沉重的话题，自杀干预志愿者的经历，乃至“中心”的前景听来也都不轻松。这次采访予人希望，又发人深省。
【自杀者】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调查显示，自杀已成为15至34岁人群的首位死因。据统计，我国每年约有28.7万人自杀身亡，另有200万自杀未遂者。另一项包含2725例自杀未遂病例的调查指出，37％的自杀案例并非精神疾病患者。
【志愿者】
目前，上海约有自杀干预志愿者20多人。他们全都具备“心理咨询师”证书，有教育、医学、社会学等教育背景，还接受过历时4天的“心理危机干预”专业培训。他们采用的基本方法有:主动倾听，给予心理上的支持；提供宣泄机会，鼓励当事者表达内心情感；帮助当事者建立信心，鼓励其保持乐观的态度；鼓励当事人积极参与社交活动，减少孤独和隔离。
统计显示，两年来，志愿者对130多例自杀未遂人员进行了心理干预，接待了1000多人次的心理咨询，接听了数千人的电话咨询。但，这“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中心”发起人之一、徐汇区精神卫生中心的单怀海坦言，“在目前的条件下，只能救一个算一个。”
本报记者郁蕊芬/文
为男人，值吗？
■葛蕾，女，24岁，公司职员
我不止一次动过自杀念头，每次都是因为感情。
第一次是大学刚毕业。和男朋友分手了，第一天到公司报到，心里根本没有工作，满脑子想的全是感情。我在15楼办公，桌子紧挨着阳台，转头看着外面的太阳，忽然就觉得能不能活倒无所谓了。然后就开始写遗书，写了满满两张纸，然后跑到阳台上去。从那么高的地方往下看，楼下的广场好漂亮。就那么一会儿工夫，我发现，自己至少还贪恋这样的风景，所以就没跳。
最近一次，又是感情波折。男朋友还没和我分手，就瞒着我找上别的女孩。那个女的打电话向我示威，我头皮发麻，手都在抖，可一点点都哭不出，就是闷着，然后挂掉电话，很灰心，觉得这世上根本没有感情。于是，我爬上了房间窗台，真想眼睛一闭往下跳。可几秒钟后就后悔了，反胃，觉得恶心，为这样的男人，值吗？
第二天，我精心打扮，微笑着出门上班。
一闪而过的念头
■King，男，27岁，律师
我有过这样的一闪念，时间太久了，都想不起来具体的时间和原因了。好像是为了什么事儿特别烦躁，于是，趴到了20楼的窗台上。本来，只想清醒一下，可忽然就想:这样一猛子下去，不是就没有烦恼了吗？接着还想:死后会到哪里？后来就开始胡思乱想了，和自杀都没有关系的。
我是被逼的
■小王，男，25岁，广告从业者
我有过自杀倾向，我觉得是被父母逼的。
3年前吧，大学毕业，没找工作，在家做网站。父母不理解，以为不上班就是不干正事，每天骂我“没用”、“无能”、“垃圾”。我妈管得特别多，连我早上穿什么内裤都要管，我做事，她就在旁边唠叨，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搅和得我没法安下心来……
我很快有了暴力倾向，脾气很差，出门就跟人打架，还自残过几次:有时候，脑子会一片空白，我就拿脑袋撞地，撞得都是血；还有几次，直接就想从窗户跳出去，或是把电脑砸了……最严重的时候，感觉我已经被逼疯，精神分裂了，整天就想着活着太没意思了，睡下去就不想醒……被送进精神卫生中心，还把医生打了。开了点药回来吃，也没别的办法。
最后，我被逼着去上班，和父母分开住了一段时间。他们不骂我了，再加上吃药，也就好了。
只敢想想而已
■小屋，女，24岁，媒体从业者有段时间，刚从电视台实习出来，又没有找到能工作的地方，再深造也觉得没劲，再加上和一个男生纠缠不清，大致是这点事情凑在一起，就觉得活着很没意思。反正就是整天胡思乱想，但没有什么实际的行动——觉得任何一种自杀方法都挺痛苦的，而且，太对不起父母。我胆子很小，不敢来真的。
不过虚惊一场
■于先生，男，31岁，公司职员
10年前，因为一件事，我动过自杀的念头。
一个晚上，和高中同学各骑一辆自行车出门。我骑得很快，把他拉下了，等回头去找，居然不见他的影子。此时，风雨大作，我又没有手机，越想越担心，害怕他出了车祸，或者，骑车掉到马路旁的小河里。我想象，第二天马路上横着一具年轻的尸体，还有河面上的浮尸，他父母呼天抢地来找我拼命……我很怕，不敢回家，躲在桥洞下过了一晚上。很冷，老鼠在脚边乱窜，觉得很绝望，有一阵子，盯着旁边的小河发呆，就想跳下去淹死算了。
第二天一早，这个同学和其他人找到了我。虚惊一场！自杀念头也没了。
罗卫平 久病成郎中
55岁的罗卫平，是自杀干预志愿者中较为活跃的一个。很难想象，眼前这个健谈、风趣、热情的中年人，10年前曾两度饱受抑郁症折磨，整天琢磨着，“到底是‘跳楼’，还是‘自缢’？”
那时，罗卫平40岁出头，高级法官、庭长，事业美满、家庭幸福。可人生忽然间跌入低谷，“开始觉得身体不舒服，能在办公桌子上趴上半天，没有知觉，就像昏了过去”。工作中的力不从心，让他对自身的存在意义产生了怀疑，“好像活着也没太大用处。”
在各大医院的各科室间奔波，最后到了精神卫生中心，罗卫平被诊断为“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为了老婆、孩子，为了未竟的工作，他只能“逼迫”自己吃药，但每次配药，他执意让老婆代劳。
经过一年多的药物治疗和自我心理调节，罗卫平逐渐从“轻生的念头”中走了出来。可仅仅过了4年，2000年7月，他的抑郁症再一次爆发，并且，来势更加凶猛。“我原本擅长知识产权案件，可忽然间发现，自己英文不行，电脑不懂，一开庭就不知如何是好。我是不是已经被这个充斥着外语和高科技的新世纪抛弃了？”
罗卫平开始疏离同事，私底下，计划和研究着‘究竟怎么死’。”
2001年，50岁的罗卫平退休了。他变得更加封闭，不出门、不见人，甚至连电视都不看。老婆支他下楼拿报纸，他先要靠着窗台张望一会儿，确认楼下没人，才飞也似的跑下去，像是在躲避什么。为了他的“病”，他的姐姐参加了“心理保健师”培训，他的朋友拉他出去喝酒；他的老婆暗地里流了不少泪水……
2004年10月，罗卫平再次“醒”来。为了“搞清自己到底得了什么病”，次年8月，他参加了“心理咨询师”培训，并考取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证。成为干预自杀志愿者，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我非常了解抑郁症、自杀者的感受，做他们的工作，也算是轻车熟路、得心应手。”他自称是“久病成郎中。”
“碰到‘钉子户’，我通常会告诉他我的故事。如果他不信，我就给他看病历，跟他说我吃过的哪些哪些药。这么做，是让他有认同感和情感上的共鸣，拉近我们的距离，这样他才能对我说实话。”罗卫平说，他的干预是“感同身受”的干预，能面谈最好，要是不能，就通过短信联络，“最厉害的一个月，光短信费就花了109元。”
王红梅 干预对象“失踪”
38岁的王红梅，穿着简洁、语速颇快，目前在某外企担任部门负责人。从2004年开始，她利用业余时间，参与了30多个自杀未遂者的干预工作。
王红梅读医出身，大学时代的实习，使她对“自杀未遂”有了最初的认识。“那个男病人非常优秀，参加工作后，很快就评到了副教授，然后又被送去哈佛(大学)留学，一直都很顺利。”可一进“哈佛”，各式各样的“不适应”就来了，心理落差、抑郁症也来了。一年后，多次自杀未遂的他，被送回国内接受住院治疗。
“他不发病时，会给我们这些实习生上英文课，引经据典，非常棒！可一旦发病，自残、自杀，几个人都挡不住。电疗严重损伤了他的短期记忆，我觉得特别可惜，如果能够及早干预，这一切都是可以避免的。”
这段见闻深深震撼了王红梅，2004年，已经考取“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证”的她，听说有家民间的自杀干预中心在筹建时，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她清晰记得第一次作为志愿者，进行自杀干预的情形。那是，前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公利医院的急诊室收治了一名割腕自杀的年轻女子。生命虽然挽回，可面对在场医生和户籍警的询问，女子始终缄默。
让自杀女子开口的任务，就落在了“当班”的王红梅身上。“我轻声细语的自报家门，说明自己是来帮助她的，可她用手挡住脸，什么都不说，手臂和袖口上还带着血迹。我想，20岁出头的姑娘，遇到的困难大多涉及隐私，当然不愿意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所以，就把‘闲杂人等’统统请出病房。”
当王红梅重新坐回病床前，才说了一句:“你心里很难过吧。”女孩的心理防线就被击垮了，断断续续说出自己的遭遇:被老板炒了鱿鱼，和男朋友的关系又陷入僵局……王红梅通过“闲聊”，帮助女孩回忆生活中愉快的片断。大约20分钟的交谈后，女孩含着眼泪，向王红梅保证:“我以后不会(自杀)了，我肯定可以站起来，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
并不是每次干预都能圆满收场:志愿者时间、精力的限制，自杀者的不配合，都会影响实际效果。王红梅说起一宗失败案例:某重点大学金融专业毕业的男孩，有两年工作经验。部门换了新领导，对他较为冷淡，就为这，他辞职了。
在求职的过程中，男孩处处碰壁，再加上相依为命的母亲不断对他施压，久而久之，就有了抑郁症的倾向，经常躲在家里做些稀奇古怪的事:用缝衣针猛戳自己，试图跳楼，和邻居大打出手……当男孩被母亲和外婆“押”到王红梅面前时，她知道自己碰上棘手问题了。
“他把自己伪装得非常好，看上去是一表人才的白面书生，和他交谈的过程中，他始终不肯透露自己真实的想法，一直强调，自己各方面‘都蛮好的’。后来和他妈妈谈过，我才知道，在他的成长经历中存在不少问题，比如，他出自单亲家庭。”
王红梅为男孩安排了第二次心理辅导，可他却“失踪”了。
朱东辉 收到短信最开心
40岁的朱东辉，是一名内科医生，对于“救人”的事，她总是义不容辞。从事自杀干预一年多来，在参与的众多案例中，让她印象最深的还是大学生小林。
去年9月下旬，一名家长心急火燎地找到朱东辉:“救救我儿子吧，他一直想要自杀……”几天后，朱东辉登门造访，终于见到了“在课堂上晕倒后被接回家里，从此就像换了一个人”的小林。他衣衫不整、目光呆滞，身上有一股汗酸气味。就像家长说的，他爱在窗前徘徊，窗外是20层楼的高空。
见到朱东辉这个陌生人，小林显得很抗拒，“没有目光交流，没有言语，和我保持着近一米的距离，我靠上去一点，他就往后退一点。”在接下来的两个多小时里，小林反复说着“我有负罪感”、“我是爸爸妈妈的寄生虫”这样的话，让朱东辉“听着都觉得相当累”。
深夜10点过后，小林才断断续续说出他的“病根子”:上个月，他在学校参加军训，教官多次当众批评他，不让他参加汇报演习。他百无聊赖的在校园闲荡，“顺手牵羊”偷了一个正在打篮球同学的MP3……他还交代了为自己设计的自杀方案:跳楼、跳河，“在家里私藏了一段电线，打算触电身亡”。一切都表明，他是抑郁症重症患者。
此后，朱东辉多次上门，用讲故事、拉家常的方法，激发小林对生命的认知，给予他生活的信心。不见面的时候，两人通过短信保持联系，交流生活中遇到的各种情况。药物治疗、心理干预双管齐下，小林渐渐回归正常人的世界。
一个月后，小林恢复学业，还参加了一个联谊活动，得了鼓励奖；偷来的MP3，也在老师的安排下物归原主。当朱东辉试探性地提起“自杀”时，他表现得非常理性:“我已经打消这个念头了，那时候(的我)比较冲动和幼稚。”
如今，小林偶尔和朱东辉短信联络。“每逢节假日，对我表示感激，送个祝福，报个平安之类的，这是我最开心的时刻。”
民间力量会否昙花一现？
位于浦东新区的公利医院，曾开办过上海首家自杀干预员培训班、危机干预心理门诊。2004年8月，第一批来自社会各界的志愿者接受了专业培训，当时，急诊室主任惠小平说:“急诊室只能治疗自杀者躯体上的伤口，自杀干预需要更多具有专业知识的社会志愿者一同参与，从根本上拯救病人。”不久，首批20多名志愿者在医院的危机干预心理门诊“走马上任”，针对自杀未遂者进行心理疏导。
两年后的今天，当“中心”正在筹划的时候，公利医院的心理门诊却“暂停”了。惠小平的解释是，医院没有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心理医师，根据卫生局相关规定，不能开展心理咨询方面的项目；而十几、二十个志愿者都有本职工作，一对一随访、跟进工作都很难开展。此外，医院培训不到位、志愿者专业知识匮乏、患者和家属不予以合作等情况，也使这项工作起步维艰。
有了公利医院的前车之鉴，“干预中心”的前景同样堪忧。目前，已有业内人士质疑:由一个民间组织来做心理咨询或者危机干预？它的资质从哪里来？从官方角度出发，它就是非法的！“‘中心’的本意是救人，是善意的，但问题在于，如果像他们说的，做什么都是义务的话，运营经费哪里来？到最后会不会不了了之？”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心理咨询师直言，他不看好“中心”的发展前景。
记者将这些消极的说法转述给“中心”发起人单怀海，他也不回避:“目前的限制是很多，在医院做(干预)，要有医师资格，在学校做，要有教师资格，所以，我们只能走民间团体的道路，到社区、家庭去做——走上社会帮助别人，总没有那么多限制了吧？”
至于运营经费，单怀海的想法很单纯:“希望有企业家、慈善家资助，希望有固定的场所，固定的热线电话。目前的情况是，没有钱，志愿者自个儿掏，我们开自己的车、用自己的电话来，能救几个救几个！”
职业之便能救多少人命？
硬件的匮乏或许还容易克服，“中心”志愿者个人的困惑又如何解决？
志愿者高人琼，42岁，浦东公安分局凌桥派出所所长。他接触的个案，多数是“5分钟自杀”，即由应激事件引起的自杀。“当事人的情绪突然失控，对自己和别人造成很大的伤害。等我们赶到现场，他们已经处在很危险的位置，比如阳台上，封闭的房间里。”
对于这类自杀者，心理干预难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高人琼以实例证明:某人被人无辜殴打，又听说鉴定伤势、赔偿等法律程序要等上一段时间才能完成，心中十分郁闷，联想到近来遭遇的诸多不顺，比如工作难找、女友背弃……他想不通了，爬上一幢公寓楼的顶楼平台，企图跳楼自杀。
高人琼用“自杀干预”的一套做法，把年轻人拉了回来。但，事情不会就此了结，“只要自杀的诱因依然存在，他每分钟都会想不开，自杀行为随时可以重演。”他和同事们加了个班，把殴打事件提前作了了结。
“这是沾了我职业的光。”这件事让高人琼对志愿者身份有了新的认识:“心理咨询能做的，往往是一小块的东西；但事实上，我们要解决的一个诱因，对当事人来说，往往是个大事件，是由复杂的社会因素引起的。”“自杀干预”单是依靠民间力量，势单力薄，难以维系。“能不能整合各种社会力量一道来做，就像美国的911报警系统一样，在第一时间就让医院、警察、自杀干预员等各方面的专业人士跟进。”高人琼建议道。
孤军奋战还是协同作战？
1960年代，国外就出现了针对灾难的“危机干预”和“危机管理”系统，主要向遭受心理创伤的个体和自杀企图者提供公共服务。美国洛杉矶还开通了世界上第一条“希望线”(又叫“生命线”)的心理疏导热线。目前，欧洲和北美诸国10万至20万人口的城市，都设有危机干预中心。国外的“危机干预”队伍，由两大力量组成:一是志愿者，他们接受过短期培训，多数也曾是心理危机的受害者，或是热衷于公共卫生服务事业的人员。再就是专业危机干预人员，他们大多是接受过“危机干预”专业培训的心理咨询师。以美国为例，心理咨询人员至少要获得“心理咨询”硕士学位，并且在健康心理、学校心理、职业心理、婚姻与家庭心理等专业领域完成规定的实习内容和实习时间，通过“国家咨询者资格认定委员会”制定的标准化考试，才能获取相应资格。在荷兰，心理咨询者要经过5到7年的学习才能获得硕士学位，之后，在医院或诊所担任助理工作人员一到两年才能转为心理咨询人员。
在上海，在“自杀干预”领域，还是志愿者在孤军奋战。
“在国外因为抑郁症而自杀的居多，而在我国，往往因为社会问题引起的，比如经济转型期不能适应，比如升学、失业问题，情感问题。”惠小平医生认为，“仅仅靠心理咨询和急救医学是不够的，整个社会要对心理问题加以重视，要开办一些免费热线等，要靠整个社会的关爱。”
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顾骏也表示，自杀，是社会转型期产生的问题之一。“别把干预看作简单的个人心理健康问题。心理学、医学工作之外，社会各个部门、各个层面都要关注，看看还可以做哪些其它方面工作。”他建议，社会各界及舆论都要帮助个人在社会层面上减压。“可以通过政府的相关部门和社会团体组织进行一些公益性的讲座和指导，指导人们在目前的社会转型期，当观念和生活脱节的时候，要学会协调观念和生活的不平衡。除了心理干预外，应该还有很多事情可做；只有多从不同的角度来做事情，才可以覆盖更多的人群。”
【自杀干预】
“中心”即将成立，自杀干预志愿者一腔热忱，誓要挽救徘徊在生死边缘“想不开”的人，但他们也有不得不面对的尴尬:准入难、资金缺、人力少……现实问题接踵而来，怀疑的声音随之而起:有多少自杀可以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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