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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星期三->特稿 |
| 洋名出洋相 |
| 2006-11-02
作者：张立英 |
“Hi，Tonny，下午一起去starbucks吧，我做完budget就ok啦……”
“OK！See you.”
这样的对话，天天都在上海的高档写字楼发生。白领们，几乎个个都有英文名，以此互相称呼；一句话里掺上好几个英文单词，或者用带着“啊”、“啦”的港台腔发嗲，惟恐别人不知道自己留过洋，或者和港台人士交往甚密的人也不在少数。
这类人现在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职场暴发户”。他们的所作所为，虽无伤大雅，却叫旁人感觉蛮不自在。更何况，“伪洋人”一旦遭遇“真港台”、“真老外”，那场面，可就尴尬了。
本报记者张立英/文
法律不识洋名字
“英文名字用久了，忽然听到别人叫自己的中文名字，感觉很遥远。”陈先生边说边挠头，嘴角还挂着一丝苦笑。中文名字鲜为人知，英语名字Rogers在朋友圈子里却是如雷贯耳，原本让他颇为满意的“洋气”，却给他惹来麻烦。
Rogers这个洋名，是陈先生为“配合工作”，自己给自己的起的，几年用下来，老板、同事、业务关系上的朋友都叫得非常顺口了。不久，陈先生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承包一家食品店的周某，双方一见如故，很快成了莫逆之交。
没想到，朋友间的几次“互帮互助”竟然都是现金来往。周某总是以“经营需要”为由，用食品店的名义向陈先生借钱、“调头寸”。最初几次，是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可到了2001年，周某忽然说自己的店关门了，他也破产了，“借的外债通通还不上了。”
陈先生心里那个痛啊，“可是10万大洋呀，辛辛苦苦攒了几年才有了这些，难道真的都打了水漂。”屡次催讨无果，陈先生咬咬牙，把“拜把子兄弟”告上法庭。
出人意料的是，法庭之上，陈先生出示的“关键物证”——几张借条，并未发挥“关键”作用。“请看，原告提供的借条，只能证明，我的当事人，是向一个叫Rogers的人借的钱。谁是Rogers，怎么证明他和陈先生是同一个人……”被告律师的一番话，对陈先生而言，无疑就是晴天霹雳。
陈先生自然不甘败诉，他也知道，光凭自己的喉咙，已经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于是，在律师的帮助下，他请公司总经理作证，“没错，我们都叫他Rogers……”；他翻出自己经手的无数公文，上面洋洋洒洒签的也是“Rogers”；他还暗自约会周某，摆事实、讲道理、搬交情、谈苦处，希望能用一腔赤忱感化他，让他当着法官证明陈先生就是Rogers。
经过一番周折，事态总算朝着陈先生盼望的方向发展了，最终，法院在对他提供的证据进行综合审查后，认为其具有一定的逻辑性，可以证明陈先生就是借钱给周某的Rogers。10万元总算失而复得。
就在陈先生庆祝自己渡过难关时，外贸公司女老板吴女士也遇到了相同的麻烦。
上半年，她和国内一个新客户签订了供货合同，可很快就发现，对方签的是英文名。这无疑是一枚定时炸弹，“一旦合同无效，后患无穷啊。”她赶忙给熟悉的律师打电话咨询，得到的回答是:中国人受法律认可的名字，是自己身份证上的名字，工作后取的英文名字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过，白领因职务行为签订的合同上除了英文名还有公章，那么，合同同样有效，但如果是在私人合同上签了英文名，出现纠纷后需要对签名进行笔迹鉴定，过程很麻烦。
吴女士果然不是杞人忧天，这份合同果然藏有隐患。就在合同生效几个小时前，她拨通了客户的电话:“我们最好能重新签订合同。”
解决了这枚“定时炸弹”后，吴女士给公司全体员工立下一条禁令:不允许在书面文件上使用英文名。“尽管，我们是外贸公司，经常和外国人打交道，有英文名字会很方便。”作为表率，她首先废除了自己的英文名，还让秘书更改对外资料，就连名片也“回炉再造”，“这回，一个外文字也不要，通通的‘中文制造’。”
我的名字是形容词？
说起洋名字，在政府部门任职的斯小姐马上摆出一副“恨之入骨”的表情:“没错，我非常讨厌用英文名字，因为……”那个在众人面前洋相出尽的场面，至今叫她记忆犹新。
斯小姐每天的工作，就是处理格式化的文书文件，和满口洋文、下笔洋文的“洋买办”打交道的机会非常有限。很久以来，她每次听得“外企白领”4个字，都控制不住的“心生景仰之情”，以致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人家塞过来一打适龄男青年，她一眼就相中了在外企工作的“Alex”，“一听名字，就觉得够味道。”
欣然赴约，对方果然不同一般，就连请来作陪的，也是两个如假包换的洋同事。斯小姐喜上眉梢，心里暗想:“真的要好好掂量这个‘有劲’的男人。”
坐定以后，自我介绍。“这位是Jason，这是Vivian，我呢，你应该早知道了，Alex……”三句两句以后，就轮到斯小姐了。“好久没用过英文名字了，还是读初中的时候，老师给起的。全班同学抽签，抽好抽坏，全凭手气。”她清楚记得，那天，自己有多么的倒霉，居然抽了个“最最中庸，土得掉渣”的“Kate”。她撇撇嘴，把小字条揉成一团，塞进了书桌深处，“一定要改，要改一个别致的，用的人也不多的……”
要不是这次相亲，斯小姐都快忘了自己还有个英文名字。面对3位男士期待的目光，她的脑子高速运转起来:以前认识一个叫“Apple”的女孩子，老同学不是叫“Shirley”嘛……灵光一现，她脱口而出:“我叫Lucky(幸运的)。”
对面的男士都愣了一愣。“Lucky？你确定不是叫Lucy吗？Lucky是形容词，哈哈。”经那个叫Jason的美国佬挑头，他们3个笑作一团。没等他们笑完，斯小姐已经满脸绯红夺门而出了。
在内地小城市长大，在法国留学若干年的包小姐没有想到，自己某天也会在名字的问题上丢人现眼。她本名叫薇薇，法语名叫Vivi，很活泼，很好听，恰好和她的中文名同音。可在Vivi之前，她的英文名叫的是“Andy”，因此还让她有过一段蛮尴尬的经历。
“那个名字是我图新鲜，临时想给自己取的，当时英文不好，法语也只懂皮毛。”可，每次她向陌生人大声喊出“Andy”，对方都会愣一愣才接口说下去。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直到一个心直口快的洋同学向她道出真相:“Andy”的发音虽然好听，却是典型的男性名字。
包小姐听后，赏了自己一个“麻栗子”:“瞧，人家刘德华不是叫Andy嘛。只怪自己生活圈子小，接触东西少，搞出个贻笑大方的洋名字。”
洋名字撑面子
骆先生/外企职员
我是某剃须刀品牌的工程师，做这一行的，不像公关人员，搞技术为主，成天和电脑、材料、仪器打交道，按理说，英文名字派不上多大用场。可一圈打听下来，现在只有那些老牌的“××设计研究所”里的人才不用英文名字呢。我呢，显然和他们不是一道的，我还是很向往时髦的。
我每天的工作，几乎都在车间里完成。公司是生产刀片的，我又是学机械专业的，独当一面不在话下，平时和其他部分的接触真是蛮少的。所以，我总有些不甘心:听说，公司公关部的女孩子们都很漂亮的；听说，公司出国培训机会还是不少的，听说，公司其他部门的人平常都说英文，写文件、资料一般也是英文版的……如果不懂英文，没有英文名字，我不是和他们脱轨了吗？
我现在坚持让同事们叫我Jacky，在家，爸爸妈妈也叫我Jacky了。看看，这是我的信用卡，每次要签单，我也一定用英文名字。我的偶像，是我们的大老板，开口是洋文，出门坐的是进口“宝马”，租的是涉外别墅，出差补贴用的都是美元……
频频更名不可理解
Michael Stewart/某外企市场总监
虽然先后在香港和上海呆了近15年，但我的中文水准一直不见长进。同事、朋友的中文名对我来说，更是异常难记。
幸好，我所在公司的中国员工一般都有英文名，我平常和他们交流也用英文。如果对方没有英文名，我就得多花几分钟时间记住这个人的姓，以后就称呼他的姓，名就干脆不记了。
我认为，在国际化接轨过程中，中国人其实还有很多方面要完善。原来在香港，大家用英文名用得很习惯，交流起来感觉和他的英国同事没有区别，香港人的英文也说得很棒。但是，上海会说英文的人很多，但说得道地的人还是少。当然一般工作还可以应付。
不过，我无法理解为何很多员工的英文名用得很不规范，更要命的是经常更换名字。名字是一个人的代号，怎么可以随便更换。还有就是，中国人的英文名其实重复率挺高，这也给我的记忆造成困难。
中英混名有点乱
吴先生/某跨国公司中国区总裁
我是新加坡人，一个典型的没有英文名的新加坡人，尽管从小在美国上学。我的美国同学、同事们一般都叫他“吴”。应该说，英文是我的母语，我中文会听会说，不太会写，很多字不认识。但是，到中国工作后，中文已经好了很多。
其实在新加坡、香港地区，虽然英文是官方语言，但是，很多人还是没有英文名的。一般有英文名的人也是在自己的中文名后面再加一个英文名。两个名字同样有法律效力。
关于姓的拼写，我认为，中国人其实没有必要模仿港台，用华文标准拼音就好。拿新加坡举例，如果光看对方的英文拼写，即使我是本国人，也不一定能写出它对应的中文名字。我们姓的英文是按照自己的方言发音写的，广东话、潮州话、客家白话，都有自己的写法，所以，张就有Cheung、Teo好几种写法。名也一样，同样一个字，放在名字里，可能有几种字母写法。而我的吴一般就写Goh。
虽然身在世界知名的跨国大公司，公司的报表、文件一般都用英文，以便于和总部联系，但是，日常公司内部还是用中文名。我们公司规范很严格，人员也相对比较稳定，用英文名、中文名混起来反而显得有点乱。我们面对的客户以中国人为主，在中国市场，当然主张用中文，以便拉近和客户的距离。这样更有利于公司的发展。所以，我的员工很少用英文名，当然，也和我们公司每一个外派过来的负责人都懂中文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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