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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星期三->特稿 |
| 打假的代价 世俗的历练 维权英雄的真实生活 |
| 2007-03-15
作者：郁蕊芬 |
本报记者郁蕊芬/文、部分图
王海东、朱燕翎、单志东、阎家明、陈晓兰……这些名字都曾在消费者的记忆中刻下烙印。他们共同的名字是“维权英雄”。
维权，赋予他们英雄的光环，也带给他们世俗的苦痛。他们中，有的学会了妥协，变得“不那么较真了”；有的依然昂扬，“很累，但并不孤独”；有的暂时蛰伏，“不想和媒体打交道，没什么好处”；有的选择从商，“以打假养打假”；有的陷入困顿，实在不行，就去做点小生意。
在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到来之际，他们以亲身经历诉说，为维权，他们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单志东:维权就是透支生命
2004年4月，时任"维他奶(上海)"品控部经理的单志东发现，公司将过期椰浆作为生产原料；5月，他又发现霉菌超标的豆粉也被用于生产。他向公司有关领导反映，无果。7月，他提出辞职。8月6日，他离开公司，向有关部门举报以上两个问题。
“‘算术’怎么说？”
“Arithmetic.”
“心算呢？”“Mental Arithmetic.”
狭小的客厅里，43岁的单志东正给4岁的儿子上启蒙课。看他一脸慈爱，很难想象，这个人曾单枪匹马与所在公司的“不良风气”作斗争，其间两次举报“维他奶”原料有问题，并为此毅然辞职。
2004年8月到2005年5月，单志东四处投诉、走访，最终迫使老东家——维他奶(上海)有限公司登报“召回部分椰子味豆奶”，媒体随即曝光此事。
公众了解了真相，单志东的“名气也大了”，但他的个人生活却陷入了困境:破釜沉舟举报自己的东家，这样的职员哪个公司敢要？！单志东知道，自己在食品行业再也没有立足之地，一家三口的经济来源也被切断了。
昔日月进万元的白领，成了不名一文的住家男人。做了几年全职主妇的太太，不得不外出寻工，但做营业员的千余元月收入，难以养家糊口。幸亏“手头还有点积蓄，家人对物质的要求也不高”。
生性耿直的单志东一度陷入负疚，痛定思痛，“无论如何要出去工作”。可对曾有16年工作经验、近10年管理经验的单志东来讲，找一份工作并不容易:2005年下半年，应聘过两家食品单位，均以失败告终；2006年应聘社区事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对方拒绝他的理由是:“以前的(工作)经历太好。”
直到2006年4月，单志东才找了“组织”——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局，他的新岗位是“社会监督信息员”。施展拳脚的机会来了吗？事实证明，单志东是空欢喜一场。“监督员实际上和我理解的不同，我们没有任何工作证件，只是起到发现问题后举报的作用。而且，我们要举报什么，和其他消费者是完全一样的，没有特别通道。”
让单志东困惑的是，他的举报还会石沉大海。一次，他向食品药品监督局反映，某食品标签不规范问题，一个月后收到答复:“(举报)被转到了工商部门”。又苦等一个月，工商部门回信:这个事情不属于工商局的管理范围，被转到质监局去了。此事就此没了下文，最后自然是不了了之。
让单志东感到举步维艰的是，信息员的工作完全是义务，没有津贴。“没有任何奖励和补贴，可哪一次举报不要取证、写信沟通，查资料准备、来回交通？这些都需要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对于“吃老本”的他来说，坚持维权就是坚持透支生命，“这个事情再做下去，良心上虽过得去，但一天三顿就成问题了。”
如今，单志东还呆在家做他的全职爸爸:每天，妻子上班后他才起床，照料自己和儿子、做家务，给孩子上三四个小时的启蒙教育课……他说，现在不缺的就是和孩子接触的机会。他经常微笑，偶尔也会蹙紧眉头，这透露了他的心事:“等孩子再大一些，进了幼儿园，我还想换个行业、找份工作。实在不行，就去做点小生意。”
王海东:打假者不必和商家对立
34岁的王海东，是上海民间“有点名气”的打假人，1997年因崇拜王海，而走上职业打假之路，五年间，因消费维权起诉26次，只有诉康富来产品虚假广告一案败诉，因而被称为“上海王海”。
见到王海东时，他正拿着一叠“行政处罚通知书”、“受理通知书”埋头研究着。
这些，只是他打假生涯中极小部分的“常见文件”，也是他举报、起诉的成果之一。
2001年起，王海东把打假目标瞄准了广告满天飞的保健品，认定“商家不诚信，对消费者危害大。”
“保健品的虚假、夸大宣传，是目前的主要问题之一。”据此，他归纳出一整套“操作流程”:直接找商家或厂家交涉，要求整改→如果对方不予配合，就向有关部门举报→若举报查实的结论，就为他起诉商家提供了有利证据→顺利的话，他可以在诉讼中获得“退一赔一”的经济补偿。
2003年，已在民间有点小名气的王海东，在上海开办了个人独资公司，有了新的“创收”项目:给一些商家做顾问。“有些化妆品公司、药房、超市，认为我做的工作对他们有帮助，所以让我经常去他们门店看看，指出不足。”目前，公司有客户近10家，每家每月支付他500到1000元不等的顾问费。
吃人家的嘴软，收了人家的钱还能大刀阔斧的打假？
“我觉得我是付出劳动的，对他们公司是有帮助的，所以收这个报酬是很正常的。”他的理论是，打假者不一定要和商家对立。“该拿的拿，不该拿的不拿”，否则的话，“事情传出去，名誉一败涂地，这个事情也做不长了。”
王海东从不避讳自己靠打假赚钱的事实。他这样做既养活了自己，也规范了市场，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情。他粗粗一算:购买问题产品，至少花费几十块；然后是跟商家交涉，根据进展速度不同，花费在几块到几十块不等；再向相关部门举报，从写信到上访，复印费、通讯费、交通费没有几十、上百块也不够；如果开庭打官司，时间成本、经济成本更高。“一次维权，不投入几百、上千块，根本做不下来了。”他只能采取折衷的办法:“以打假养打假”，“只有这样，才有动力做下去，否则会像很多人一样，中途放弃或者改行。“
王海东认为，现在自己是“小有成功”:一来，已经做到以此糊口；二来，在业内有了几分信誉，“我提出的建议，能得到商家的认可和整改。”他的目标，是成为王海这一级别的职业打假人，“不用自个儿跑一线，下面得有一批手下跑市场，自己呢，靠名气给大企业做顾问。”
朱燕翎:不再那么较真了
2003年8月，朱燕翎因发现雀巢“巧伴伴”在是否含转基因成分上名不副实，遂以“侵犯消费者知情权”为由，向虹口区法院提起上诉。2005年12月，市法院终审判决朱燕翎败诉。
2003年，朱燕翎因为叫板大名鼎鼎的雀巢公司而声名鹊起。
这位行事低调的上海白领，在给3岁的儿子购买雀巢“巧伴伴”时，意外地在没有标注含转基因成分的雀巢产品中发现含有转基因成分。她“坐不住了”，愤而向法院起诉，要求雀巢公司“退一赔一”，并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的相关规定，在该产品上标注“含转基因成分”字样。
2003年底，执著的朱燕翎专程飞往瑞士，向雀巢公司总部的高层递交公开信，要求雀巢公司在中国采取与欧洲相同的基因改造食品政策，停止使用基因改造原料等。这一行动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并被誉为中国消费者第一次勇敢地走出国门向跨国公司大胆地说“不”！
时隔4年，朱燕翎早已淡出公众视野。她依然在一家金融机构担任高级经理，朝九晚五、出差加班，“很忙、很累、很充实”。回到家里，看着上小学的儿子活蹦乱跳的“耍宝”，是她一天中最轻松、最开心的时刻。
“采访我？大约需要多少时间？”朱燕翎不再习惯被媒体打搅。
“尽量控制在半小时之内。”
“……好吧。”
朱燕翎告诉记者，2005年12月，她接到一纸“败诉”判决。尽管如此，“他们(雀巢公司)内部作了一些调整，加强了对产品的检测，而且，不再使用巴西进口的原料。”
如今，朋友介绍她时总爱加上一句“她就是那个和雀巢打官司的”，”潜台词是:“她很了不起，她为我们消费者争了气！”这让朱燕翎感觉虽败犹荣，“至少我给大众留下一个启示，不要迷信所谓的国际大品牌。维权是消费者的基本权利。”
朱燕翎并不后悔曾和“雀巢”叫板，但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她都“不再那么较真了”。经验告诉她，“消费者维权的成本太高了，要收集证据，熟悉法律……真的走上法律程序，会很费时间、力气，太麻烦。”她既有本职工作，“哪会专业去做这个事情，最多只能代表自己维权”。
朱燕翎依然生活在被“国际品牌”、“跨国名牌”包围的大城市里，但“对它们的期望值不像以前那么高了”。
阎家明:我尊重判决结果
去年“3·15”前夕，有多起状告不同商家欺诈顾客的官司集中开庭，原告竟是同一人——阎家明(左一)因此备受关注。
这十年，阎家明成了法院的常客，常常手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要求存在欺诈行为的商家退一赔一，叫板对象包括“家乐福”、“沃尔玛”、“易初莲花”、“正大百货”等大型超市、商场。仅在杨浦区法院近两年记录中，阎家明的名字就曾出现18次之多。
维权官司打得这么勤快，自然会有人质疑他的用意，甚至指责他为“恶意消费者”。对此，阎家明一笑置之。他说，10年来，是他一而再、再而三被商家欺骗，“过期商品”、“假冒名牌”充斥市场，实在是“惨不忍睹”。
阎家明自认是“消费者”，只不过“比普通消费者多懂一点，又多一点财力”。“如果撞在我的枪口上，就会和你较真到底。”他以法律维权的目的就是这么单纯。法院判谁输谁赢，他都能“尊重判决结果。”
在阎家明看来，每打一次官司都是一次“成功”，因为在此过程中，“可以发现越来越多法律上的空白，然后可以加以弥补。通过这些诉讼，相关的执法部门正一步步跟进和介入，商家也可以拎拎清——有一个人天天盯着他们。”
曾有人拿阎家明和王海作比，他急于划清界限:“一、我的学历比他高，是南开大学的高材生，有深厚的知识背景；二、我很少接受媒体采访，不想抛头露面。”
他对媒体一贯抵触，这或许就是他想要的“低调”。迄今为止，在有关他的报道中，没有出现过一张他的正面照片，他解释，“是工作性质不允许”。去年3月以后，他索性“媒体蒸发”了。其间，记者多次致电、要求采访，都被他婉言谢绝:“我的情况不具有典型性，普通老百姓不容易借鉴。”
最近一次打扰他，就在“3·15”之前。他照例毫无回旋馀地:“我不想和媒体打交道，对我没什么好处。”
“听说你受到了威胁，可能洗手不干了。”
“我只是做自己的事情，不想让太多人知道。”他并未正面回答。言下之意，他依然没有停止维权战斗——他自认是个依赖感觉的人，“做到什么时候、什么程度，自己也不知道”。
陈晓兰:很累，但并不孤独
今年，是陈晓兰打假的第十个年头。过去的3000多个日子里，她40次自费进京，向国家药监局等部门反映医疗机构使用假劣医疗器械问题，使至少9种假劣医疗器械“寿终正寝”，人称“医疗器械打假第一人”。因为打击假劣医疗器械，她曾被人污蔑为“精神病”；被迫离职，提前退休，“四金”被“强制封存”，既领不到退休金，也享受不到医疗保险。
陈晓兰，这个外表看来慈眉善目的、与世无争的上海外婆，只要一说到那些不负责任的黑心医院，谋财害命的医疗器械，语速会变快，神情也变得格外凝重。
谈起10年打假生涯，她由衷表示:“很累”，但“并不孤独。”
北京301医院的一位老专家，听说她每次进京反映情况都是买站票，特地赶到火车站为她换了软卧，鼓励她坚持下去；国家药监局一位局长曾握着她的手说:“你的作用没有人能够替代。”
媒体有关陈晓兰的报道越来越多，她带了多年的“医生叛徒”的大帽子终于被“打假英雄”所取代。去年，她被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局聘为社会监督信息员，当选2006年度上海“十大真情人物”和2006年度央视“感动中国”人物。
陈晓兰出名了，让她头痛的事情也来了。一些与她素不相识的人，冒用她的名义杜撰事实，称她曾为他们的各种医疗纠纷出谋划策，在外招摇撞骗。对此，陈晓兰只在个人网站上发表声明，提醒公众不要受骗上当，表示“保留对这一冒用本人名义、伤害本人名誉的行为进行诉讼的权利”。
陈晓兰出名了，忙也是意料之中的。常有一些患者或患者家属遇到医疗纠纷，就往她家里打电话求助，不论是深夜还是清晨，她总是耐心开导；发现有新的假冒伪劣医疗器械露出苗头，她会立马奔赴现场，进行深入的了解和调查；听说《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即将修订，他几乎夜夜熬到凌晨，潜心总结10年来遇到的沟沟坎坎，希望为修订提供参考……
但她在忙活的都是“业余工作”。“您的医生身份恢复了吗？”“‘四金’解冻了吗？”“没有恢复工作，那总该能领到退休金吧？”“看病能享受医保了吗？”面对熟识的记者发出的一连串询问，陈晓兰回答的声音很低很低:“没有，还没有，这事儿得慢慢来……”
记者手记
维权成本有多高？
中国消费者的维权意识正在逐年增强，与此同时，维权的成本也正逐年加码。
最近，有一项权威调查结果显示，73.28％的消费者认为在权益受损时，担心投诉费时费力又费钱，得不偿失，51.02％的消费者因投诉成本太高而在权益受损时却步。在现实生活中，因维权成本过高而使一些消费者“赢了官司输了钱”的案例也不胜枚举。
乌鲁木齐市的律师张元欣，曾为一张价值350元的电脑桌打了一场耗时3年的官司。他事后算了一笔维权成本帐:“一、二审诉讼费200元，交通费100元，先行支付的鉴定费3449元，将桌子送到质量鉴定部门的运输费50元，以上合计3799元，已超过涉案标的桌子价值的10倍，其中还不含电话费的支出。”他庆幸自己是一名律师，省了一笔律师费，“否则又会加一笔不小的数目”。
去年“红心蛋”事件期间，天津市某质量监督检验站接到不下100个咨询电话，最后却没有一个消费者将自己手中的可疑鸭蛋进行检测。“我情愿日后不吃这东西，也不会花上千元的检测费去将手中来历不明的鸭蛋作什么检测。”消费者陈女士最终将家中的一公斤可疑鸭蛋丢进了垃圾箱。撰写以上专题时，记者一再听到维权、打假成本太高的感慨。在一些常规的消费维权中，交通费、通信费、检测费、诉讼费等这些看似必需、实则远超出消费品本身价值数倍的支出，令维权人的财政状况面临考验。朱燕翎因此才说:“对一些小店家，不会那么去较真。”阎家明则不止一次提到:“我打假，是因为我有足够的财力支持。”
此外，某些行政部门的不作为和办事效率低下，使得这些常规成本也有所加剧。就像王海东所说，“买一个保健品需要60块，但是举报给相关部门，光挂号信就好多封，电话打无数个，有时候还要亲自跑几趟，花的早就不止60块了”，因为没有这些不断的催问和督促，“很可能举报就不了了之，没有结果。”
一些以特殊方式打假的维权人，付出的更多:比如单志东，他以牺牲自己整个职业生涯作为代价；比如陈晓兰，牺牲的不仅是工作，还包括拥有医保、退休金等保障的未来……难怪单志东会发出“个人和资本对抗是很难”的感慨。
有关专家呼吁，应多管齐下，降低维权成本。首先，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其次，要简化维权程序，不仅要求法律法规健全，还要想到如何尽量简化办事程序，降低维权的成本，让人们能够维得起权；第三，建立公平、合理、透明的维权收费标准；第四，限制维权隐性成本和不正当成本，增加维权过程的透明度和公开化，不断提高争讼程序的正当化水平，全面落实司法便民措施，加大调解和和解力度，科学设定争讼费用分担制度，建立有效的利益导向机制；第五，建立科学的维权成本转移和分担机制，比如，可以充分发挥中介组织、行业协会、人民调解组织等社会组织的作用，鼓励当事人选择非诉讼途径维护权益、解决争端。
但在呼吁转变为现实的漫长岁月里，维权者还得继续接受俗世的历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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