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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星期三->特稿 |
| 体力劳动是不是最光荣？ |
| 2007-05-10
作者：郁蕊芬 |
本报记者郁蕊芬/文
藉着劳动节谈谈体力劳动，顺理成章。但我们关注的，却是一些不怎么顺理成章的体力劳动者:上海卢湾区的市容环卫部门最近招了30名清洁工，其中6名是大专学历；北京某洗浴城贴出招贤榜，5000大学生应聘，其中四成愿从搓澡工做起；广州一个年轻人，好不容易从农村考进大学，花几万元在城里读完4年本科，却选择回到农村干农活；在南京某大学的食堂里，有位打饭的居然是“营养和烹饪专业”科班出身……
他们，都曾按脑力劳动者的标准接受了教育或培训，也都是自愿选择体力劳动作为目前的谋生手段。但他们的选择决不意味着，其内心的天平已由脑力劳动向体力劳动倾斜。体力劳动对于他们，既是一份光荣，更像一块跳板。
上海篇:打“差头”去扫马路
清晨4点多，天边才露出一缕亮光。
18岁的汪晓雯利落地钻出出租车，一脚迈进复兴中路553弄——清洁班集合点。换上蓝色工作服，带上宽边工作帽、白手套，别上A1352工号牌，再拿上扫帚，5点正，她已经整装待发。
从4月16日开始，每一天的开始都如同“充军”一般:凌晨2:45起床，3:30出门，在平凉路坐夜宵线317到十六铺，然后叫部“差头”，花个“起步价”赶到集合点。走这一趟，光车钱就得近20元，晓雯“心虚”起来，“师父讲我，做没做多少，钱倒贴进去不少；可我爸妈说，趁着年轻锻炼一下，钱不是最重要的……等以后熟悉了(线路)，我还是在十六铺再换部夜宵线吧。”
作为上海环境学校非全日制在读大专生，早个一年半年，汪晓雯一定想不到，她未来的“吃饭家什”会是一把扫帚，而她的“办公桌”竟是瑞金二路到建国中路，数百米的街沿。可现在，她已经积攒起一点小经验。
“5点到6点半扫‘头赥’。最难扫的是树上飞下来的绒毛、飞絮，碰到下雨，粘在地上，要用扫帚刮几遍才扫得掉。”“就近买早点，吃饱了，7点15分开始扫‘二赥’，街上的人开始多起来，而且，墙角、沟边都要‘攻关’。”这以后，还有“三赥”、“四赥”……在中午12点之前，她要打的是一场“持久战”。
“扫马路，说起来是蛮难听的”，当初听说有人来学校招聘清扫工，晓雯还犹豫过，后来一打听待遇，所有的顾虑都烟消云散了。“第一年月薪1500，交三金，还有3000元年终奖；第二年月薪1800，交四金，有6000元年终奖。说给我同学听，他们都说不错。”她反问:“工作就是为了赚钱，如果待遇不错，为什么不做呢？”
更何况，公司还作出承诺，“两年之后，如果我们做的好，可以提拔！”晓雯想，如果自己真能被“提拔”，真能坐进办公室、做做管理工作，那么在基层待这几年，了解扫地究竟是怎么回事也是必要的。
上岗以后，晓雯遇到了同时被录用的陈定宁。他今年28岁，大专毕业，在过去七八年里，他做过保安、开过小店、从事过建筑业，也在物流行业呆过，“做过的体力活比这(扫街)重多了”，但“收入不高，工作也不稳定。”
晓雯像是吃进了一枚“定心丸”，干起活来很卖力，表决心道:“趁年轻多吃点苦，还是好的。”“这份工作肯定累，也肯定会遭人白眼，我都考虑过了，我一定会坚持下去的。”“什么工作都会碰到不如意的事，主要是心态摆正。”
能收到这么个徒弟，师傅俞月红满“窝心”的。每次出工，看着晓雯一寸路面、一个阴沟的“挺进”，就忍不住要夸她能吃苦，“不容易啊，都已经过了握扫帚、铲垃圾、推小车的关了，接下来就要学扎扫帚。”可班长姚国强却还是担心:这一批招进来的6名大专生究竟能撑多久？能不能撑过两个月的试用期。他定的上限是，“能有一半的孩子坚持下来就不错了。
上海篇:总经理级的“破烂王”
过去两年，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研究生高志军的名字，常被人与北大毕业卖猪肉的陆步轩、复旦毕业卖鸡蛋的顾澄勇相提并论。谁让他们同样师出名们，又同样以“低档”的体力劳动作为营生呢？
其实，比起陆、顾两位，高志军做得更绝:为了办他的垃圾回收站，做他的“破烂王”，他把“王牌专业”的文凭、知识分子的“脸皮”都远远抛到爪哇国去了。
2005年5月1日，高志军的回收站正式开张。在此之前，他找同济的创业协会谈过“项目”，无果；给校长发过电子邮件，阐述创业计划，同样无果；花3月做调研，写成“万言书”一部，终于凭其中一句“一年后愿意拿出15万元回馈学校，作为贫困同学的困难补助款”感动了校方，与他签了一年的合同，将四平路本部、沪东、含南、彰武4个校区归入他的“势力范围”。
开张第一天，高志军的全部身家只是一辆三轮车，和一般“破烂王”无异。可他做了一件同行极少想到的事情——印名片，做宣传，并且“散完又印，印完再散，前后印了至少七八盒，1000多张吧”。
可直到当年盛夏，毕业生离校在即，高志军才摆脱了每天三五单生意的冷清局面，“生意一好就不可收拾了。”“最疯狂的时候，手机一天用掉三块电池，收来的废品堆满了大半个篮球场，有两层楼高。后来，干脆把卡车开到宿舍楼前，学生们排着长队卖……”
高志军出名了，拥趸者坐着飞机、坐着火车来向他取经。“挡都挡不住，换了三四次手机号码还能被他们找到。”据说，后来确有许多人在许多高校复制过他的模式，却都以失败告终。
两年间，高志军闹出了不小的动静:2006年2月，摆脱“单干”状态，和本市高校界后勤系统合作成立“上海市高校废弃物管理公司”，直接隶属市教委，公司员工20多人；2006年4月，将公司业务拓展到上海师范大学，雇佣了4名从老家盐城投奔他的亲戚，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有经验”；此后，又参与筹办上海高校久信再生纸循环有限公司，并任董事总经理；据说近期还将与市慈善基金会合作，建立废旧书报的慈善回收点。
如今的高志军，不再推着三轮车满街吆喝生意，他很忙，忙到神龙见首不见尾。拨打他以前留给记者的手机，已经变成了“回收废弃物售后热线”。电话那头高声说:“他(高志军)很忙的，我也找不到他。现在，具体的事情都由我们下面的人来做，他只是每天有空的话，来看一看情况。”
高志军果然实现了两年前，当着记者说出的宏愿:“以后，具体的事情都请别人来做，我得考虑发展战略！”
北京篇:“搓澡工”迅速转型
河北邢台军需工业学院的小周，或许是最近两星期，最受关注的大学应届毕业生，因为他捧的是“会计专业”的文凭，应聘的却是北京某洗浴中心搓澡工的岗位。
早上9时到晚上6时，小周跟着师傅一遍遍操练搓澡的把式。“几天下来，发现这活儿技术性挺强的，力度要把握好，讲究动作的轻重缓急和顺序，还要找按摩穴位，来之前真是低估了(它的)难度。”
小周还发现，澡堂是个既现实又精彩的“小社会”，尽管出入其中者都是赤条条来去有牵挂的陌生人。“和腰缠万贯的大老板或普通的公务员聊天，收获还是蛮大的。”几天下来，他已经结识了不少新朋友。
当初，和小周同场应聘洗浴中心的大学毕业生有5000人之多，和他竞争搓澡工岗位的，也有不下2000人。这成了当天北京的头条新闻。如今，当外界还在为“大学生当搓澡工究竟值不值”争论得热火朝天时，小周已被悄悄调离了原岗。
“让大学生去做搓澡工是不现实的，毕竟他们学了那么多东西，干吗要浪费啊？”洗浴中心的副总经理李锷奇如是解释。这与小周上岗之初所作的“只是体验，不是真的工作，最多干半年的”推测不谋而合。
“搓澡工小周”摇身变作“质检员小周”，现在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检查分店的卫生工作，仪容仪表等。之所以让他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转型”，李锷主要考虑了以下两点:其一，“小周的确聪明，也很努力，应该可以在属于他的岗位上做的更好”；其二，调离基层的小周能腾出更多时间，接受各地媒体的采访。
李锷奇还告诉记者，目前在洗浴中心从事搓澡工、服务员、接待员、刷碗工、保安员等基础岗位的大学生有近20个，“他们将来都有可能(在公司里)大有作为”。
南京篇:打饭的成了管事的
谈及“大专生清扫工”、“大学生搓澡工”，小方在电话那头大笑起来:“这个我很能理解，他们现在的选择，只是为了积累阅历和经济基础，不会永远干这个！坚持下来是为了生存，但‘谋发展’依然是‘主旋律’。”
这是她的经验之谈。
4年前，小方揣着扬州大学营养和烹饪专业的本科文凭，坐上了南京某大学“后勤服务集团饮食服务中心”主任助理的位子。没向导，报到第一天，人家没把她往办公室领，而是带进了油腻腻的食堂，说是安排她在此“锻炼”。
“锻炼”的具体内容包括:早上5点起床，换上工作服，戴上工作帽，挂上工号牌，切菜、上锅、打饭，顺便了解大学生对伙食的意见和建议。坚持了半年，等到换岗的机会，当上了食堂保管员，负责进菜，订菜，验收菜，干的倒是“一般人都能干的活”，只不过永远是“第一个上班，最后一个下班”。不顺心的时候，小方只能躲在被窝里问自己:“我是不是白读那个书了？”
2005年，小方被提拔为食堂主任，成为后勤部门最年轻的管理者，这两年积攒的经验都派上了用场，“做学生的时候，总希望食堂是饭菜越便宜越好，品种天天换才好，以前看到一份菜里就那么几片肉，卖两块五，就会计算被人赚去多少钱？现在想法全变了，小小一盆菜的成本，不仅包括进价，还包括上缴的费用、员工工资、煤气、水电、油料、设备折旧费、日杂等等隐形成本。”
现在，遇到人手不够了，小方还会亲自“上阵”打菜、打饭，干点杂活。心态却今非昔比。她告诉记者，当时和她一批分进食堂的共有4名本科生，都是从一线打饭的做起，如今不是跳到了更好的单位，就是像她一样，在校内完成了“三级跳”，进入了管理岗位。她正思量着要报名考研，或者考个营养师的执照，这样才会有更好的前途。
广州篇:半年“种”出廿万
因为《广州日报》的一篇报道，29岁的胡海暂别恬淡的田园生活，成为世人议论的焦点:一个年轻人花几万元，在城市里读完4年本科，却选择回到农村干农活，“是不是白读了几年大学？”
胡海本人理直气壮——短短几个月，他就在菜田里“种”出了20多万元，这不比他以前在东莞的公司打工强啊？！
胡海的菜田距离德庆县城还有28公里，一个用塑料布包裹的简陋小棚就是他临时躲暴雨或烈日的地方。4月下旬一连几天下雨，他特别担心蔬菜会烂在地里，毕竟“很大程度上还是靠天吃饭。”
业余生活已经简单到了极点，没有电视、收音机，只有一台不能上网的电脑。晚上，常常是他玩电脑里自带的几个小游戏，女朋友在旁边看。“但现在也玩腻了。”
“我也向往城市生活，我也觉得很辛苦，但我觉得有奔头，辛苦也是为了赚钱。”胡海说，“大学毕业后漂了这么久，现在才算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大学生找工作，没必要挤独木桥。”
为了种菜，胡海自己投进了3万元，又从姐姐那里借了两万元，再加上其他几个股东投资，100亩菜地共投入20多万元启动资金。辛苦劳作之后，去年下半年他成功种出了自己的第一批特种蔬菜:100公斤红珊瑚，每公斤卖16元；300多公斤韭芽菜，每公斤卖6元，一共3000多元。“我心情很平静，菜卖出去很平常呀。”
又过了几个月，胡海翻了翻帐本，发觉已经赚到了20多万元，收回了几个合伙人的全部投资成本。
胡海种菜致富的消息迅速在同学中传开，“他们没有不理解了，但要他们来种就都不愿意，习惯了目前的工作，吃不了苦。”
2006年9月，女朋友龚礼容过来陪他。她也是大学生，学的是市场营销专业，在武汉工作过几年后，也在东莞一家公司做过文员。“一个男孩子每天下地干活，还要自己煮饭、洗衣服，又黑又瘦，每天就煮点稀饭吃，特别心酸。我就过来了，想帮他一下。”龚礼容说。
龚礼容至今还有一个心结:如何向父母介绍自己的男友？“我一直没有讲得很详细，也很少谈这边的生活，怕父母不理解。我家也是农村的，父母会说，怎么又回到原地。”
记者手记
体力劳动就是块跳板
前脚迈出大学，后脚就跨进食堂、澡堂、菜田、垃圾回收站……这许多难以理解的事，真真切切的发生了！再翻翻报纸，这几年，这类事情还少吗？北大毕业、卖猪肉的陆步轩，复旦毕业、回家养鸡的顾澄勇，还有那些个不怎么有名的，开了擦鞋铺的，当了殡葬工……
不少人把注意力集中在“是不是白读了几年大学？”上头，为这些被“屈才”的年轻人扼腕叹息。可他们恰恰忽略了一组客观存在的数字:在近日召开的2007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国务委员陈至立透露，年高校毕业生达495万人，就业形势严峻。
择业，可以是出于喜爱或兴趣，但大前提是，你得先找到一个肯和你签约的东家，能按月领到维持生活的薪金。从这点出发，那些被“屈才”的年轻人识时务得很呢！
多次采访大专生清扫工的《青年报》记者顾佳算过一笔账:“上海的清扫工中，正式员工的平均月收入超过2000多元，有保障，不会下岗，就算将来退休工资，每月仍有2000多元，比一般工种还高呢。”更何况，以目前的就业形势，大专或同等学力根本没有竞争力可言。而他的采访对象晓雯，并没有把扫街作为终生职业。小姑娘的目标是，“以后能坐办公室，做管理工作。”
这个奋斗目标，可行性不差。小周才等了一周，就从“搓澡工”晋级为“质检员”，领子的颜色由蓝转白；小方虽然等的时间长了一些，可人家毕竟是“三级跳”，走上了“领导岗位”；至于靠收垃圾起家的高志军，你能说他的成功就比IT精英或咨询“达人”低了一个档次？！
体力劳动，是年轻人踏入社会的起点，而不是终点。有一个个鲜活的例子可以佐证。劳动本身是光荣的，如果还能充作职业生涯中的一块跳板，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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