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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星期三->特稿 |
| ２４小时神经绷紧的日子 上海医生和他的“实习医生格蕾” |
| 2007-06-08
作者：郁蕊芬 |
本报记者郁蕊芬/文并图
看过《实习医生格蕾》吗？这部讲述西雅图五位实习医生经历的电视剧，因情节真实、曲折而位列全美收视排行榜第三位。
上海仁济医院东院的“普外科”住院医生卞正乾要导演一部比《实习医生格蕾》更真实的“电影”(DV作品)——《白领日志》。从去年9月起，这部反映医务人员生存状态的“电影”已经持续拍摄了9个月，所有参演人员都是卞正乾的同事。
医生之累:站着也能打盹
“电影”讲述的是4名刚刚跨出校门、进入医院的实习医生的故事。在一年的实习期中，他们的所见所闻，他们体会到的医生职业背后的种种压力。按剧情发展，实习期满，仅有一人继续其做医生的理想，另外3个则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外面的人可能都觉得，做医生很好啊，做医生很有钱啊，找男朋友就找做医生的。实际情况呢？很多做医生的找不到女朋友，他们的工作也根本没有外人想象得那么好，强度大，压力大……”31岁的卞正乾，硕士毕业4年，做了7年临床，每天都过着“24小时神经绷紧”的日子。
“一星期工作超过90个小时是很普通的。”“每天一起床，心里就开始盘算:几床要换药，几床要开医嘱，几床要开刀……到了中午还得想一遍。哪怕下班了，也会打个电话到病房问问报告结果。每天24小时想的就是这些事情。”“做医生，还有很多医护工作以外的事情，比如申请课题、做研究，恨不得一天有48个小时。”
卞正乾的“电影”简单、粗糙，但这不影响他想通过“电影”表达的东西——医生辛苦而真实的生存状态。
不止卞正乾，大多数的医生都生活在这样一个状态下。
采访当天上午，原本有一场“男三号”的戏。可“男三号”刘巍因为临时接了两个急诊手术告假，拍摄被迫推迟到下午两点。
匆匆赶来的刘巍，虽然强打着精神，可眼圈发黑、眼窝深陷，神色间有掩饰不去的疲惫。“昨天晚上8点到现在一直待在手术室里，东西都没吃过呢。”他苦笑着。
如果从前一天早上7点踏进科室值班算起，他已经连续工作了31个小时。这期间，不是在手术室，就是在病房。拍完眼下这场戏，下午3点还有一个会等着他。“差不多晚上9点才能回家休息，明天早上7点又得赶到医院上班。”
像刘巍这样的工作强度，几乎每个“普外科”医生都扛过:一进手术室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候一“接台”(术语:连着做两台手术)，十几个小时不下“火线”也是司空见惯的。“长时间站着不动，不上厕所，不吃东西，很多医生都患有静脉曲张。”卞正乾告诉记者。
手术时精神高度集中，累啊，饿啊，渴啊都无暇顾及，一下手术台则往往累到虚脱，坐在休息室的壁角里，靠着墙头就能睡着。
卞正乾最“牛”的地方，是能在地铁车厢里站着打盹。他说，每次下班坐地铁回家，他总是靠着内侧的车门站着，“没一会儿就能睡着，什么都不知道了”。直到车身一震，脚下一个趔趄，他才猛然醒来，可没过一会儿又睡着了，又滑下去了……“身边的人就像看笑话一样看着我。”
医生之烦:被打了，真倒霉
工作时间长，工作强度大，医生背负的压力还不仅于此。很多时候，病人及其家属的误解甚至无理取闹，更让他们困惑和疲惫。
本文开头描写的医患对骂那场戏是有生活原型的。卞正乾告诉记者，事情就发生在急诊室护士徐杨身上。
那一天，急诊室里一片忙碌:救护车呼啸，挂号处人头攒动，观察室拥挤不堪……补液处，一位年轻男病人拿着医保卡来挂盐水。细心的徐杨发现，那张医保卡的主人是50多岁的妇女，于是按常规询问:“你是叫×××吗？”
“对的啊，是我。”
“不是吧，医保卡和注射单上的性别都写了‘女’。怎么会是你呢？”
眼看谎言被人揭穿，男青年发起飚来:“你只不过是个小护士，管那么多做什么？我叫你吊(针)，你就吊(针)！”
见他边说边拍桌子、摔东西，周围的病人要么吓呆了，要么冷眼旁观。徐杨一面解释一面退让，最终还是没躲过这顿“生活”。多亏同事拨打110求救，才把她从男青年手中“解救”下来。
事后，男青年被拘留了14天，徐杨在家休息了几天就回来上班了。
卞正乾告诉记者，病人及其家属打医生，对他们来说习以为常，甚至已经麻木了。
“听到谁被打了会说:哦，被打了，真倒霉……过一两天，就完全忘记有这回事情了。并不是因为大家冷漠，而是太常见了。”医生面对拳头，唯一能做的就是“逃”，因为“一穿上白大褂，你就代表了医生这个职业，代表了这家医院。”
卞正乾特意给剧中的一个角色设计了一句台词:“穿上白大褂，我不能跟你打；脱了白大褂，出去，谁怕谁啊？”他说，这句话实际是他面对此类事件一直想说、但迫于医生的职业规范而不能说的。
医生之伤:被投诉是“必修课”
受限于“影片”长度和拍摄手段，医生面临的苦恼和压力，只能在“电影”中表达极少的一部分。剧本之外，来自病人和家属的抱怨、投诉，甚至起诉，如同一座大山压在每个医生的心头。
卞正乾说，投诉是每位医生从医道路上的“必修课”。从医三五年，就能把各种投诉都“体验”一遍，弄不好还会惹上官司，让人感到“心烦意乱”。“倒不是怕承担事故责任，是担心分散很多精力，要配合医院调查，要写报告和情况说明，还要一遍遍地解释……”
顾磊，与卞正乾同一科室的年轻医生，最近就被病人家属投诉了。
那个病人才18岁，送进医院时，根据其表面症状，初步诊断为胃癌。由于病人患有重度贫血、低蛋白血症，当时并不具备手术条件，所以医院让他调整一段时间再进行手术。对此，家属很不理解，一而再、再而三地找医生理论。
两周以后，这位病人终于被推进手术室。手术中，医生们发现，病人的肿瘤不在胃上，而在腹膜后，已经不能进行手术切除了。最后，病人因全身器官衰竭而死。
悲痛欲绝的家人把矛头指向医院，认定是医院延误了他家孩子的病情。事实上，在对病人胃镜病理切片进行免疫组化后发现，他得的其实是T细胞淋巴瘤，一种相当凶险的血液系统疾病，在目前的医疗水平下，任何化疗都无法起到显著疗效。
但参与治疗的顾磊，还是成了家人指责的对象。“他们到‘投诉办’投诉我，说我查床跳过他们的孩子，说我态度差。我知道，他们难以接受孩子病逝的事实，但他们这样做让我很无奈。”
这位病人入院时没有床位，睡加床，还是顾磊给他落实了床位，每次查床也会特别注意他。如今，这起投诉还在进行中，顾磊惴惴不安地等待最终结果，“不知道医院会对我有怎样的决定”。与此同时，在“电影”中客串过一个“小角色”的主治医生周鸿成了一起医患纠纷的被告——在由他主刀的一例手术后，患者死亡了，家属不接受医院提供的“患者死于并发症”的说法，索赔150万。官司尚未有定论，周鸿，这位后辈眼中“严厉、作风严谨”的医生不愿多谈自己的感受，只是有点无奈地说:“这就是现实，没有办法。”
对此，“电影”中的“男一号”、实习医生姚乐却有点“想不通”。“手术本身是有风险的，我们承担医生应当承担的手术上的风险，但关于疾病的风险应该由医生和患者共同承担！”他颇为激动地说，“还有哪个职业会像医生这样，每天面对高强度的工作，遇上一点点意外就可能被推上法庭？”
卞正乾的态度是理性的，尽管这理性之中包含着几分无奈:“主要还是各人的目的和出发点不同。病人来看病，付了那么多钱，他要的结果就是把毛病治好。但医疗条件不一样，病情好坏不一样，治愈的可能性就会不一样。病人不会管这些，当治疗结果和他们期望的有所不同时，他就需要发泄。怎么发泄呢？发泄到医院和医生的身上呗！”
医生之屈:到底是谁心里有鬼
更可怕的是，压在医生身上的“大山”正一步步变成一座“火山”，随时可能爆发。
“医生群体本身当然也有一定问题，但你能说外界就一点问题没有吗？”A医生(因采访对象要求隐去其真实姓名)认为，这几年媒体有关医患关系的报道，绝大多数都偏向患者这一边，无形中加剧了外界对医生的误解。“少数患者一踏进医院大门，对医生就抱有极度的不信任。”A医生再三感受过“极度不信任”产生的严重后果。
一次，他接到高中女同学的咨询电话，大意是说，她家一个50多岁的男性突然昏倒，送医院急诊室常规抢救后死亡，医生诊断为猝死，却在病历卡上“脑梗塞”和“心肌梗塞”的字样边打了个问号。由于抢救时场面混乱，家属直到病人死亡第二天才注意到这个问号，问题马上来了:“为什么要在病历卡上打问号？”“为什么昨天没给我们看病历，会不会被医生修改过了？”“这种情况能不能要求医院赔偿？”
一连串问题听得A医生气不打一处来:“无法判断确切原因，是基于病人原来的病史，怀疑是脑梗塞和心肌梗塞，所以打问号，这都是很正常的判断。为什么你们家属第一个想到的是医生做错了什么？你们自己又隐瞒了什么？会不会修改病历卡？”
另一次，他在急诊时碰到一位突发阑尾炎的老太太。切除阑尾五六天后，老太太平安出院，两天后因为刀口红肿又来复诊。
A医生检查后诊断，可能是缝线反应，建议做一段时间理疗。老太太面露难色，说自己家离医院远得很，不方便天天往返。出于好心，A医生推荐她去了另一家医院，还拜托那里的医生帮忙安排病房。
万没想到，几天后医院接到了老太太家属的投诉，投诉的就是A医生，理由是，“为什么这个开刀医生和我们素昧平生还对我们这么好？病房那么紧张，为什么他打一个招呼就能搞定？他肯定做手术时失误了，不然干吗对我们那么好？现在还会有这么好的人？！”
这个投诉让A医生哭笑不得:“我完全出于责任心和义务帮助他们，多做了那么多事，反被他们说成‘心里有鬼’。这……叫我怎么做？是不是做医生就该‘少管闲事’呢？”
我为什么要拍这部片子
长期以来，我都有这个心愿，想表达身为医生辛苦、压力很大的生存状态。因为这些都是我的切身体会。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做医生很好啊，做医生很有钱啊，实际情况呢，做医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强度很大，压力很大，每天24小时想的都是工作。
当我们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努力为患者治病时，患者以及家属对我们的不满、误解却日益增加，医患关系日益恶化。我们医生平常交流的时候会说，我们现在(的处境)真不如非典时期。那时候，媒体对医生的评价很高，医生的职业形象很好。非典一过，我们的生存环境就恶劣起来了，短短3年后，医生和患者互相都不信任了，有些甚至开始对立了。
这就是我们的生存状态，大多数医生都生活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
这部片子从2006年2月开始构思、筹备，2006年9月正式开始拍摄，剧本经过反复修改和斟酌，希望能把我们平时想说而没有机会说的话，我们的生活细节都写进去，希望能最客观、最真实地表达我们的想法。
我这个片子并不能全部反映医生群体面临的问题，但希望能够真实表现我们医生内心的想法和喜怒哀乐。我并不期望这部片子能够改变什么，但是，希望这样一部“说说医生的辛苦，帮医生发发牢骚”的片子，有人看了之后能够理解，我们医生也是普通人。如果他们能够再说一句“医生还是蛮辛苦的”，那就很好了。
——卞正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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