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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星期三->特稿 |
| 香港·上海·双城记 |
| 2007-06-27
作者：郁蕊芬;张正 |
本报记者郁蕊芬 实习记者张正/文
香港回归十周年之际，我们走访上海的各个角落，发现上海与香港两座城市的交集，寻找上海人与香港人呼应的。十年，总有一些人、一些事会在其间留下痕迹。人物再渺小、事件再轻巧，也都在折射一个大时代的风起云涌。
【创业篇】
香港人才给予我们的普遍印象是:熟知国际惯例和通行规则，懂得国际礼仪，做事规范，相当敬业，外语能力强，适应性也很强，大多数都能很快融入上海的商业、工作环境。香港人才的到来，对上海来说，不仅是引进人手，更是引进工作理念和世界眼光。
——上海市人事局国际交流处处长黄渭茂
上海第一个香港个体户 我们的圈子越来越大
2005年1月，香港人李树荣成了上海的新闻人物——他和妻子从工商静安分局企业注册官手中接过“上海市静安区虹翔轩商行”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编号“001”。他们因此成为上海第一位香港居民个体工商户。
2007年6月，“虹翔轩”依然开在静安寺商圈最繁华的地段，依然以经营法器为主。20平米的店面，弥漫着香烛的气味，寥寥几位客人，静静地在挑选佛珠。
记者自我介绍后，李树荣点头致意，把记者让进用一张硬纸板隔出来的“办公区”。他说，“只是个形式，防盗罢了。”
“我不喜欢喧闹的感觉，就来到了大陆。”李树荣说，另一部分则是“想过真正的中国人的日子”。
2002年，李树荣带着夫人来到“开放程度高一点，治安也有保证”的上海，同行的，还有他以毕生心血收藏的大量法器、玉器。他在静安寺附近租了一间街面房，小店低调开张。
可开局不利，第三天就遇上了麻烦。
出于安全的考虑，李树荣在店门外加装一扇铁门，工程才罢，就有3个城管模样的人“杀”了进来:“你装这个铁门有没有经过审批同意？”他摇头，对方更是拔高了嗓门，“没有申请就安装，违反规定，要赶紧拆除。”
“行，容我半个小时……”李树荣以不熟练的普通话周旋。
“不行，要马上拆除，不然不允许经营。”
……尽管时隔已久，李树荣还是忍不住苦笑:“香港执法者的惩罚力度要比这里大许多，但他们执法却很讲人情，可以给事主一段改正的时间，这里……还是有待改进。”
开业最初几年，李树荣在办证、盖章、批文上耗费了不少心力，感觉“很麻烦”。直到2005年初，根据《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拿到了上海第一张《香港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这才摆脱了以前“借壳上市”的境地，还享受到部分的税收优惠。
李树荣的小店至今没有进过一次货，所卖之物均出自他个人的收藏。他在玉器、宝石、古董、字画鉴别方面的造诣很深，可以一眼辨出真伪。而这也曾给他惹来麻烦。
2004年5月，一位男子拿着一块玉石找李树荣鉴定，被找他聊天的朋友“劫”过去，一看，脱口而出:“这个明显就是假的。”话音未落，来人一把夺回玉石、夺门而出，半晌竟又折回，手中多了把明晃晃的凶器。亏得店里的客人阻挡在前，最终只是虚惊一场。
这以后，李树荣“低调了很多”，除了熟悉的朋友，不再帮人鉴定，后来又让人把店招牌取了下来。“在内地这几年，我觉得做生意要低调，不要过于张扬，这也许是内地的传统吧。”
尽管生意上碰到过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但李树荣觉得他的日子过得圆满。他说已经很适应上海的天气，冷暖适宜、干湿有度，在香港染上的鼻敏感症也得以缓解。“我以后肯定是呆在内地了，这里的环境够安静，是我想要的那种生活。回香港？没有这样的打算。”他满脸写的都是诚恳。
前些日子，李树荣参加过一次香港圈内人聚会，看见了一张熟悉的面庞。一开始，他怀疑自己的眼神出了问题，观察良久才决定上前攀谈。果然，他俩过去常常到香港同一间茶楼喝茶，面熟是自然正常的。“他发福了，但我还是能认出来。细谈下去，原来他现在也在上海做个体户，经营一些有香港特色的商品。”李树荣骄傲地说，“这些日子，我们的圈子越来越大了。香港人做生意，总是很本分，实实在在，纳税我们从来不耽误，卖的货更讲究，一分价一分货。”
上海又一个香港个体户 刘若英打“飞的”为我捧场
派姚(Pius Yiu)的“派4工作室”位于绿树掩映的复兴路上，入口看似不起眼，上楼才能感受其闹中取静、曲径通幽的妙处。工作室外，是两层高的露台，有咖啡桌、座椅，客人做完造型后，可以在此喝茶、聊天。
Pius，41岁，普通话虽说得不标准但健谈，尤其是聊到他在上海的新事业。
“我是在舅舅的发廊里长大的……”往事重提，他禁不住微笑。十四五岁，他是同学眼里的“明星理发师”，大家喝着汽水、吃着零食，排队等他操刀；16岁正式入行，为此放弃了子承父业的从商之路；1990年，全家移民加拿大，只有Pius留下来，因为“要在属于自己的发廊。”
Pius花了整整3年为开业作准备:在当时香港最大的发型店“偷师”，找机会和杂志合作，给二三流的小明星做造型。他总是对同事说:“你们有什么不做的(客人)，都给我做。”终于，他有了自己的发廊，终于，已在歌坛崭露头角的郑秀文坐到了他的面前。
“我建议她全都染成金发，结果，她答应了。”这个一拍即合的造型，在当时的香港只能用“出位”二字形容。唱片公司的老板看到后吓了一跳，在电话里语气阴沉地数落Pius:“这是什么东西啊？”
仅仅两个星期，街头尽是黄金发。Pius也成了越来越多明星的“御用发型师”，比如许志安、周杰伦、梁咏琪、杨采妮、周迅等。“他们(对我的设计)都不会有什么意见，‘反正大师你来好了’。”只有一人例外。“孙燕姿每次发片前都会剪两次(发)。一开始剪一点点，然后给大家看效果，不够再修剪第二次。”
在香港的事业越做越大，Pius的内心依然蠢蠢欲动，“这两年，因为某些艺人的关系，就常常来内地工作，越来越多发现这里的市场。”高级发型设计师在香港市场已经饱和，在台湾则趋于饱和，在上海、北京等内地城市仍很缺乏。
为什么选择在上海落脚？
“因为这里很特别，很美。”Pius指着自己的工作室，不无骄傲地说，“太舒服了，在这么繁华的地段能有这么好的空间，闹中取静，在别的大城市很少见。”为了配合工作室中西合璧的氛围，他亲自从东台路、百色路淘来了许多古董，“店里的这些椅子、茶几都是我找回来自己整理的，非常有感觉。这种既旧旧的，又很美的、很华丽的东西只有在上海才有。”
尽管，工作室开张只有几周，他的“老客户”已经会打“飞的”过来捧场了。“奶茶”刘若英在电视节作颁奖嘉宾的造型，徐若蠧出席国际电影节开幕式的造型都出自他的手笔。
Pius仅有的遗憾，是在上海呆的时间还不长，“一个月大约10天左右”。他正考虑把事业重心慢慢移到上海来，因为“上海的进步和变化太快了，这里的人很容易接受时尚的新的东西，我喜欢这里，相信，这里会给我的事业带来新的惊喜！”
【打工篇】
统计显示，香港回归十年间，曾在大陆工作的香港居民数目增加了近以一倍，至2005年已达23.75万人。上海市人事局国际交流合作处的数据也显示，自2003年8月起，从香港引入上海的、具有特殊技能和多年服务经验的专才就有1733名，年龄在30－50岁之间，70％左右从事中高级管理工作和专业技术职务；而自主在上海就业的香港人更是数不胜数。
在此背景下，香港老板与上海打工仔，上海老板与香港打工仔之间的碰撞和交流，每天都在发生。
香港老板vs上海打工仔 加薪？是不是太急吼
黄勇，37岁，1995年被某跨国企业派驻广东，1997年来上海建分公司，2003年和朋友一起创建了自己的服装公司。这10年，他从打工仔变身小老板，也十足体验了一把何为沪港文化交融。
T恤衫、牛仔裤、黑框眼镜，脚下踩着布料、手里提着样衣，这就是记者在办公室里见到的黄勇。不时有人进来汇报工作，张口就是“黄勇啊……”，似乎没把他这个老板放在眼里。“上海人的等级观念还是比较重的，要让他们从‘黄总’‘黄生’改口叫‘黄勇’，还得靠我调教。”他乐呵呵地向记者解释。
在黄勇看来，上海人本分又尽责，论本职工作那是“无话可说”，可要招至麾下、一道“发财”，就不得不容忍他们身上的3个“毛病”:
一是，作份外活时有抵触情绪。“比如要出纳兼带做一点会计报表，这在香港是很普遍的，可上海人就会不开心，即使嘴上不说，也会整天黑着脸对你。”处理这种微妙局面，黄勇自称有不少“技巧”，最常用的是谈心，“好好解释嘛，让他兼做报表，是从职业发展的角度来考虑，希望他慢慢向会计方向发展。上海人很精明、很实在，向他挑明这层利害关系，他应该可以接受的。”
二是，对上级言听计从，极少发表不同意见。想当年，打工仔黄勇常常在业务会上和“老大”争得面红耳赤、拍桌子。最后“老大”说，走，出去喝点午茶，冷静冷静，回来继续讨论。可在上海，想找员工“吵架”真比登天还难，尽管，每次公司来了新人，黄勇都要竭力“怂恿”:“职位仅仅在作决策时才有用，日常行政中没什么用。”
三是，有些地方太“前卫”，比如主动和老板谈薪水。“一开始，他们会问‘你觉得我最近工作怎么样’、‘有什么不足之处’、‘如何可以做到更好’，如果我回答‘最近不错啊’，他们会立即插入正题:考虑加薪。”
黄勇说，这类“主动进攻”在香港很少见，“主动权始终掌握在老板手里。”但上海人似乎更需要老板的“肯定”，并且希望这种“肯定”能与物质回报直接挂钩。对此，他只能慢慢适应，“加薪要求若合情合理，也会适当地给予奖励。”但他的一个香港朋友可就没那么好说话了。“一次，有五六个上海员工冲进他的办公室，要‘谈判’、要加薪。朋友一气之下，把其中一半人辞了。香港老板最受不了员工集体施压，算什么嘛？拉帮结派？威胁老板？”
不过，在上海做了4年老板，黄勇越来越少地用“香港标准”来衡量手下的上海打工仔，“先试着自己融入本地文化，尊重员工的习惯和生活，然后慢慢依靠企业文化的力量来改变。”
公司有几个服装设计师夜夜泡吧、宵宵笙歌，早上一坐进办公室就呵欠连天。黄勇一打听，原来“圈子里的人就这习惯”，于是特意为这几个“贪玩”的员工立了制度:不坐班可以，工作量一定要按时完成。这几位如今成了公司的加班主力军，黄勇对他们的评价是，“我只看结果，不在意过程，他们能做到今天这样，我已经满意了。”
香港打工仔vs上海老板 你我“坦诚相对”
2001年前，张德华在香港出生、读书且工作了7年，有点厌倦了“那里”的环境。2001年的早春，他来大陆旅行，在上海停留了一个星期，被“旧时法国的味道，温馨、朴素的氛围”深深吸引。回到香港后，他找了一家4A广告公司，直接向老板要求:“希望能派我到上海去工作。”
在上海公司打工多时，对上海同事和上海老板种种特点，张德华感受颇深。
“公司很有人情味，一般都有免费午餐供应，还有水果，很照顾员工，要是在香港根本不可能管你这些”，“同事家里做了什么好吃的，都会拿来分享，比如刚过的端午节，我就收到了同事家里包的粽子”。这让张德华感受到家庭一般的温馨。
就因为同事们待他“太好了”，张德华都不好意思“板面孔”了。“以前在香港，下属做错了什么事情，我一定会在办公室里当众严肃批评，现在，一般是趁着在外面一起吃饭的机会，悄悄讲了算了。”他将此称作“入乡随俗”，
可有时候，人情味太浓了，也会让张德华感觉不适应。比如同事经常会因为孩子生病啦，父母有事啦，想请假甚至离开公司，这让他很困惑。“在香港，大家都对工作很投入，绝对不会将私事作为离开办公室的理由。我在香港也有很多事要做，也需要照顾爸爸妈妈，我是不是可以直接飞去香港呢？”
几个月前，公司里来了一个大学实习生，在张德华负责的部门实习两个月，两人相处得不错。一天，张德华发现自己的办公桌上多了两条烟，同事说，实习生的实习期结束了，这是他买来特意孝敬“师傅”的。“这个举动太可爱了，在香港绝对不会有，他也只是学生而已，没什么钱，大可不必这样。”
说起和上海老板的相处，张德华想了半晌，说了两个字——“舒服”。
“他就像朋友一样信任我，就拿请假来说，有什么事情只要一句话或者一个电话就可以不去上班，不像香港老板，必须要写正式的申请信，然后等他批示，起码得等上两三天”。老板还常在工作之余，邀请他一起出去唱歌、吃饭，洗桑拿……这在香港简直是难以想象，“即使你和老板的关系非常非常好，他能请你到他家里吃个饭已经很稀罕了。”
“像朋友一样的相处”也会让张德华哭笑不得，比如先后两次的“坦诚相对”就令他印象深刻。
前一次，老板请他和另一位台湾同事去洗浴中心消遣。洗完澡后，3个人包了一间按摩室按摩、放松。张德华没想到的是，当天他半裸着身体躺在按摩床上的情形，竟被老板用手机悄悄拍了下来。第二天，这张“半裸照”成了同事们争相“观摩”的“作品”。尽管老板只是玩笑，并无恶意，但张德华一时间还是难以接受:“上海人玩起来实在太疯了！”
接着的一次玩得更疯。去年底的“尾牙”，大家一起喝酒、唱歌、做游戏，兴奋到极点。在一个“惩罚”环节中，不知谁提议“让张德华脱衣服”。不等他采取自卫，身上已经多出了无数双男男女女的手，不过一两分钟，他已经“两点”毕露。他向老板发出“求救”目光，没想到他非但没有阻止的意思，还意犹未尽地策划着下一个“馊主意”。张德华顿悟道:“你们上海人真的很Open！”
许智伟，44岁，生在香港，成长在纽约和洛杉矶，目前一年中大概2/3时间在上海度过，已把上海作为一个根据地，不仅买了住房，还做起了股票、投资了房产。
1997年至2007年，是许智伟在事业上大展拳脚，从华纳版权公司，到MTV音乐台、“CCTV－MTV 音乐盛典”，2003年去了环球唱片，开创了“我型我秀”，尝试国际唱片公司与中国市场的结合，取得成功。2006年底转战“百事”，因为对中国市场的了解而成为首席市场官。2007年7月1日来临前，许智伟找了上海名笔陆篧执笔，写成了一本《专心致智》。这个懂得规划自己的男人，抓住了香港回归后第一个10年。 (王烨菁/文)
【婚姻篇】
统计显示，2006年2.8万名港男娶内地女性为妻，总数较1996年增加14％；与此同时，2006年有6500名港女嫁给了内地男子，人数较10年前增加了2.5倍。其中，沪港两地通婚的数量也呈上升趋势。
香港媳妇和上海女婿之间，上海媳妇与香港女婿之间擦出的爱火花越发闪亮。
香港老公vs上海老婆 经过磨难，我们更加相爱
说起和香港老公Jack的相识，Michelle觉得有点老套:女方是公司职员，男方是公司老板的生意伙伴，两人一见钟情，然后结婚。
原以为香港人接受的都是西方文化，追求女孩会大大咧咧、花样百出，可Jack却是一位“扭扭捏捏”的人，怪不得Michelle至今还说:“当时我可没有看上他。”而Jack总要辩解一番:面对钟情的女孩，他的确不知该如何表达，还有，中国人惯有的内敛并没有沪港之分。
恋爱时，Jack惯用的“伎俩”是走群众路线，每逢礼拜都会拉上一大帮朋友到Michelle 的公司探营，他不开口，却让朋友竭力游说Michelle一起远足、K歌、蹦的。一行人浩浩荡荡出了门，可没玩多久，就有人神秘“失踪”，最后总是只剩下Michelle和Jack这对孤男寡女。
“人呢？他们都去哪里了？”Michelle也好奇过。Jack挠挠头，无辜地说:“我也不知道啊，他们不打招呼就走了。算了，不管他们了，我们吃宵夜去吧。”夜已深，“被逼无奈”的Michelle只好跟着他宵夜，由着他送自己回家。
直到两人结成一对，才有朋友揭穿Jack当时的“阴谋”:“他总是事先和我们说好，让我们悄悄先走，好让他‘下手’。这个人，鬼着呢。”
“和香港人谈朋友？！”一度，Michelle的父母反对得厉害，要求她一下班就回家，晚上6点之前必须踏进家门。老人的理由很简单:电视里演的香港人都老花的，靠不住。可Jack偏要做“毛脚女婿”，还搞了个不请自来的突然“袭击”。“那天他拎着大包小包，一口气走到我们7楼，满身是汗，看起来狼狈极了。”Michelle 的母亲“噗哧”一声笑了出来，尴尬的气氛就此化解。拿毛巾、递水盆，“准女婿”还未来得及表白自己的心声，就提前享受了“丈母娘”的优待。恋爱两年，1993年两人终于走入婚姻殿堂。
一开始，Michelle感到很不适应:“香港人的作息时间和我们完全不一样，特别是像他这样的生意人。我七八点起床吃早餐，他要睡到10点多，然后出门喝早茶；中午11点多我就饿了，他非要捱到下午两点喝下午茶；晚饭他索性不吃，直接等深夜那顿宵夜。”就这样“冲突”了大半年，Michelle的肠胃终于适应了“香港时间”。
总结婚后的生活，Michelle说，很舒服却没有乐趣。“香港人的想法很奇怪，有点大男子主义。他们认为女人既然嫁了，就不要出去抛头露面，反正老公有能力养你。”就这样，她做了整整10年的全职太太。
1997年，在香港服装外贸公司打工多年的Jack积累了足够的业内人脉资源，有了出来单干的打算，Michelle也赞同丈夫的想法。但年轻的夫妻忽略了生意场上的危机和险恶。
1998年的广交会上，Jack遇到了以前的老板。看到昔日的手下如今却在抢占自己的“地盘”，老板强忍不满，邀请Jack重回公司，待遇可以翻番。Jack没舍得放弃已经起步的事业，当场拒绝了。老板放下一句狠话:“你不听我的，行，我们走着瞧。”
两个月后，Jack收到了广东某小城法院的传票，当地检察院指控他侵吞公司资产，提供“证据”的正是那个老板。官司拖了半年，一审判决，Jack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消息传来，Michelle眼前一黑，她不相信为人正直的丈夫会犯罪，于是带着自己所有的积蓄来到小城，请律师、上诉、跑法院、协助调取证据……短短半个月，Michelle掉了12斤肉。
二审判决姗姗来迟，好在让人振奋:Jack被改判无罪。“经过这件事，我们更加相爱了。最近报纸上不是说了嘛，‘九七回归’以后，香港和内地联姻10年里翻了7倍啊。我和我的香港老公，算是先行者了吧？！”Michelle笑道。
香港老婆vs上海老公 我爱上海“大男人”
香港人Karen(中文名刘美均)是上海一家公司的行政总监，时尚、漂亮，将公司经营得风生水起；但，她更被人关注的身份却是“上海媳妇”，因为她的先生是上海的“舞林盟主”方俊。
早在2002年4月，Karen被公司派驻上海，就有朋友半开玩笑地问她:“你去了上海，会不会嫁个大陆人？”她回答得斩钉截铁:“不会”，因为“大陆男人比较大男人主义，不合适”。谁知，命运和她开了个玩笑，最后虏获她芳心的偏偏是个“有点大男子主义”却又“很浪漫”的上海男人。
初到上海，Karen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托朋友找个好的舞蹈老师——Karen是国标舞爱好者，练舞五六年间获过多次业余组大奖。有人向她推荐方俊。“当时，我就很兴奋，想:找到大师了！”原来，在2000年英国一次舞蹈大赛上，Karen就通过朋友和方俊打过照面。
6月相识，9月订婚，12月领证，次年3月大宴宾客，一段缘起舞蹈的“师生恋”修成正果。Karen解释“闪婚”的原因:“方俊符合我对爱人的一切要求:性格开朗，心态健康，心地善良，有上进心。”
朋友圈中至今盛传两则故事:一是，方俊为追求Karen，每次送玫瑰总是99朵，Karen将玫瑰制成干花，小心珍藏直到今天；二是，求婚时，方俊拿出一笔钱说:“你还是去香港买一枚钻石吧，因为那里比较便宜。哈哈！”上海人独有的细腻和实惠让Karen觉得可爱之极。
在香港，很多先生听取太太的建议搭配服饰，在他们家中恰恰相反。“他每天穿的衣服都是自己亲自搭配好、整理好的；反而是我，每天穿什么，他会给出很多意见，出席隆重场合更要听他的建议了。”曾让Karen难以容忍的“大男人主义”如今也成了丈夫的优点:“家里的大事都由他作主，我一般都不参与。我也觉得这样挺好，谁决定谁负责，我可以省心点儿。”
做“上海媳妇”，最考验Karen的还是和公公婆婆的相处。初来乍到的她，不得不经历一个适应过程。
方家是一户传统的上海家庭，父母和他住在同一幢楼，一个在19楼，一个在21楼。方俊是个孝顺儿子，每天回家后，一定会去父母家里走一圈、坐一下、打个招呼。新婚第一个月，Karen总是陪方俊到父母家坐坐，到后来，工作一忙或方俊不在家时，Karen只在周末时和方俊一起下楼吃饭。
有一次吃饭时，婆婆终于发话了:“我今天和××(邻居)搓麻将，他们都问，你媳妇就住在楼上，怎么也不来看你呢？我跟他们说，香港人的习惯和我们不一样。”公公接口道:“这个事情我也要说你了……”
尽管两位老人语气平缓，但Karen还是听出了他们的情绪。这以后，她尽量多下楼走走，找机会跟公婆说明自己的情况:“在香港，我们平常生活很紧张，只有周末才和父母一起喝茶什么的，平日不在一起的。”“方俊每天上课到很晚，我要陪他吃晚饭，到家都已经十一二点了，不方便来看你们。”时间久了，老人也都理解了儿媳妇的心意，不再有任何不满。
Karen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是下班后去方俊的学校看他上课、陪他一起回家。“看他跳舞的那种身姿和活力，我特别喜欢。”两个人偶然吵架，早上出门时还憋着气，可只要晚上去学校看他跳跳舞，Karen的气马上就消了:“他一到舞池中央，就变了一个人似的，让我很欣赏。”
时至今日，说起上海老公方俊，说起他们的沪港联姻，Karen还像新婚时一般兴奋。“可能是因为我们拍拖时间短，所以，结婚后还像拍拖一样。”说罢，她笑得更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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