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首页->特稿 |
| “我能叫你姐姐吗”(附照片) |
| 2008-06-05
作者:阿铁 |
他们曾经被称为中国"有争议的一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独生子女们被贴上个人主义、无责任感、物质化等标签。
"5·12"汶川大地震意外地成为一次考量的契机。在这场大自然的严峻考验面前,"80后"交出了一份同样充满个性的答卷,其中的关键词让人感动:志愿去灾区,冲在最前线,不计较个人得失……他们其实是关心这个社会的,面对死亡和离散,他们的情感真实流露。
阿铁/文 乔勇/摄
5月19日,距离汶川大地震发生刚好7天。按照民间习俗,5月19日应是地震中逝者的“头七”。就在那天,本报记者陈轶珺接到报社下达的任务,前往医院采访一批刚刚从都江堰到沪的灾区群众。
5月12日下午2点28分,在陈轶珺脑海中已成为永远的定格。
看着周围许多同行朋友都奔赴一线参与抗震救灾报道,陈轶珺也很想亲身前往。但根据报社的安排,她只能留在后方。作为“留守”记者,她一直在关注地震中那些幸存的孩子,他们的生活、情绪、学业……陈轶珺把这次报道任务看成是一次最好的机会。
不能问,一问就要哭;不能说,一说也要哭。“你采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两点,不要让他们回忆那一段。”出发之前,陈轶珺脑中反复出现心理专家接受采访时的建议。
“我觉得我是不会流泪的,毕竟不是在一线,转述与亲眼所见不同。文字毕竟不如画面那么有冲击力。”陈轶珺说,在这之前,她是个强调自我,个性张扬,自由自在,活得轻松的“80后”,“我的眼泪很少为他人流。”
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陈轶珺看到了那两个孩子。7岁的郭子益与10岁的向鹏。一个为救亲姐姐,本已逃生,却又被废墟掩埋;一个被老师护在怀中,幸免于难。
地震后,郭子益失去了姐姐,向鹏失去了老师。
“陈姐姐,我想我亲姐姐了,我以后要做空军,开飞机去救姐姐。”
“陈姐姐,我老师死了,好多同学也死了,我想他们。我要回家重建家园,和剩下的同学在一起。”
孩子天真的语言令人心碎。他们从生死线上走来,还是那样的勇敢、那样的顽强。陈轶珺说,孩子们令她自愧弗如。长达3天的采访,最终汇集成6000字的新闻报道。她流着眼泪,一夜没睡,一气呵成。同事们说:“整篇文章没有一个华丽的词藻,从骨子里透出了感人。”
在汶川大地震过后的第21天,郭子益和向鹏将度过他们第一个特殊的六一儿童节。让孩子重拾快乐,陈轶珺说,她当时脑中只有这个简单的想法。“子益说,她想姐姐。我告诉她,我今后可以做她的姐姐,子益笑了。子益看中了我脚上的CROCS鞋,当我答应送她一双时,子益又笑了。”
“这也是我在地震后,除了捐款外,唯一能做的事。”5月27日,陈轶珺带着礼物去看望子益。“27日是我26岁生日,看望子益是我为自己送的一份生日礼物。很特别,也很有意义。”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