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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年前看家庭廿年后看收入 |
| 2008-09-24
作者：陈轶珺 |
朱丹只能算个小白领，但是他家在虹口区的那套小房子却价值百万元以上，他因此也算是个“百万富翁”。
在上海，每一百人中有六成左右的人拥有价值百万以上房产。在近日举行的“第三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陆晓文向公众宣布“上海市民社会意愿调查”结果显示，在过去的20多年中，社会大众评价个人社会地位的基本尺度与视角已经彻底改变，收入、财富和消费等经济能力成为地位衡量天平上的最为重要的砝码。在这些砝码中，房子可能是份量最重的一个。
本报记者陈轶珺/文
■有房即安楼市猛涨大半人是“百万富翁”
目前在上海住房条件已经是反映生活质量的综合指标。“上海市民社会意愿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在上海，租房的比例为9.1％(公房、私房和廉租房)，产权房的比例为63％，使用权房的比例为18.8％，自有私房和借住朋友亲戚的比例为9％。在上海，拥有产权住房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刘华君是一个曾拿到53万元拆迁补偿款的老上海。他面色红润，每天西装笔挺地走进走出，经常下下馆子，喝喝咖啡，一坐下来就侃侃而谈。一些老邻居私底下称他为“克勒”。可刘华君却认为这个称呼很刺耳，因为他自知虽然外表气派，自己其实是个穷人。
刘家原本是一个中上层的上海家庭。80多岁的父亲曾是某集团高级工程师，刘华君是家中的小幺，上世纪90年代初职校毕业不久的他下海做生意。起起伏伏10多年，刘华君也没赚什么钱。而年长他十多岁的哥哥刘华光则是个本分的普通工人，娶妻生子，循着平常人的生命轨迹。
拆迁之前，刘华君一家三代五口人，住虹口区东宝兴路一个弄堂里，紧挨着四川路。这里是虹口区的中心地带，在整个上海市也算得上是风水宝地。除刘华君自己有一间房之外，刘家的其他人合住一座两层小楼。和许多精明的上海人一样，刘家将小楼搭成了三个独立空间，分别住祖孙三代人。这样，刘家平均每个人的住房约合七八平方米，在上海老弄堂里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居住水平。
2002年底，东宝兴路开始拆迁，经过“艰苦谈判”，刘家争取到每平方米合计7000元的拆迁补偿，共计53.2万元，在总共708家拆迁户中，这是一个居中的数目。从2003年4月22日起，刘家搬到过渡房住了一年。早在2002年拆迁谈判时，刘华君就看中闸北区两套房子，房价每平方米4500元，用拆迁款再加上一点家里的积蓄，可买两套两室一厅。由于当时补偿款不知能拿到多少，也没钱付首付款，买房的事就拖了下来。
到了2003年6月，补偿款到手，此时看中的房子涨到了6000元/平米，拆迁款只能买一套半了。再到后来，该地段通了地铁，房价升到8000元/平米，如今已经快接近2万大关。这样，刘家买房的事彻底搁在一边了。刘华光和刘华君只能各租了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住，每月付房租约1500元。
“在上海拿着动迁款租房过日子，无疑是坐吃山空。”刘华君说，他虽然是正宗上海人，但比那些在上海工作的外地小白领更没有归属感。看着朋友们一次一次改善自己的居住环境，刘华君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个社会正迅速分化成天上地下两个阶层——有房阶层和无房阶层。而有房阶层的队伍会越来越扩大。”
■财富论英雄标准很“现实”征婚者大多看重经济收入
根据“上世纪80年代与目前人们评价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准”的调查选项(可多选)显示，80年代人们对社会地位高低的评价标准首先是看其家庭成分(占48.47％)，其次是个人道德修养、对社会的贡献等，而现在谈及一个人社会地位高低与否时，有66.10％的被调查者首选收入水平，其次是职务高低、教育程度等。
刘华君说，他今年40岁，对婚姻已不抱多大希望:没有钱买房，有谁会上门呢？自己下海十多年，鱼翅鲍鱼的日子过过，萝卜干咸菜的日子也不少。如今最是羡慕哥哥平平淡淡的生活，因为最起码他能讨到老婆。
“上海市民社会意愿调查”显示，像刘华君这样从事个体经营的比例在上海户籍人员中只有1.55％，而且至少在上海城市地区，个体户与“万元户”几乎划等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已经从市场经济的先锋代表滑落到‘小本经营’的真实地位。像我这样的人已经不吃香了，上海女人宁可找个公司的白领，也不愿嫁个体户。更何况我连房子都没。”
有人说，择偶标准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化的晴雨表。择偶标准的变化，其实也反映着社会大众评价个人社会地位的基本尺度与视角的变化。
“身份是党员，身体像运动员，卖相像演员，工资像海员，头子像驾驶员。阿哥结婚时，上海女人们口中流行着这句话。所以阿哥找老婆很容易。”刘华君的父母都是老党员，加上刘华光卖相不错，老实本分，踏实能干，当年说媒的人就差没踏破刘家的门槛。
可到了刘华君谈婚论嫁时，上海女人们在择偶的问题上更加“现实”。大多数人表示很难在“房子”问题上让步。不少女人更是车子、房子、票子一个不能少。即使标榜自己更看中感情的人，男性的经济实力对她们仍具有明显的吸引力。据调查，1994年以来，征婚者对于经济收入的价值评价显著提升，在身高、家庭背景等的要素重要性变化中，经济收入成为唯一呈正增长态势的要素。
上海一家高级俱乐部曾为个别成功男士专门组成“征婚班底”，从前期的策划，到报纸广告版面的洽谈，以及对应征者的接待与记录工作都安排了相应的工作人员负责。“电话接个不停。”许多女孩打来电话咨询，另一端负责处理电子邮件的工作人员则忙着回复1000多个应征邮件。“有不少是在读的大学生，甚至还有高中生，更多的是些小白领。”工作人员坦承“金钱的魅力不可小觑”。
“如果有钱是错，那我愿意一错再错。”以财富论英雄的评判标准改变了上海女人们的择偶观，也改变了上海人对劳动模范的评价。人们在今天认为上世纪80年代劳动模范的社会荣誉评价是4.23分，而今天只有3.18。在评价中，上世纪80年代的劳动模范获得4分以上评价的比例是79.65％，而今天只有38.54％。“这种下降是无法避免的。”陆晓文说，既然今天评价人们社会地位的标准是经济收入、权力水平和文化程度，那么，“大公无私”精神当然不会像以往那样获得高度的肯定和褒扬。
■择业竞争大“分配”成历史工资收入成择业最高标准
“上海市民社会意愿调查”统计的结果显示，目前的工作环境要比上世纪80年代严酷，虽然今天经济收入的绝对数比较高，但是人们对收入水平的评价不如过去。目前人们对工作的稳定程度、就业容易程度、工作中同事关系、干群关系、收入的稳定程度、报酬与收入一致性、收入水平等几乎每个选项的评价得分都低于1985年前的得分。
1977年，锁闭十余年的高考恢复，全国570万有志青年怀揣惊喜冲向考场。因为这次考试让殷勇开始了改变命运的角力，四年后他从一名车间技工变成了上海某三甲医院的外科大夫。
“那时就业没现在这么多选择，几乎没人会首选‘公司、企业’。”殷勇说，那时排在第一位的肯定是“政府部门和国家机关”，不会也不敢有什么“无所谓”，更不可能“个人自主创业”，因为那时的流行词是“分配你什么，你就服从什么”。
服从带来了“既得利益”——当初这群精英们的就业分配之好，是今天在择业时焦头烂额的“同类人”难以置信的。但服从也是有代价的，工资与岗位无关。不论是在党政机关还是事业单位或者国企，大学本科毕业生第一年试用期工资一律47.5元。而其中的很多人在“国家分配”的岗位上始终坚守、修炼内功、深化内涵、一干几十年，是最普遍的心态。
尽管自己从未被就业所困，但今年毕业的儿子的工作却成了他最大的心病。“社会大背景的变化、国家建设中心的转移、特别是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使毕业生就业必然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越来越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进入普通劳动者行列。”殷勇清醒地认识到现在大学生的含金量与他们那时已不可同日而语。
“上海市民社会意愿调查”显示，本市的就业容易度从1985年前的3.97分下降到如今的2.42分，跌幅近四成(39％)，在所有指标中排名首位。工作稳定性跌幅排其次。调查中，唯独工作中的竞争程度的是高于1985年前的，从2.74分上升至3.45分。
“儿子把工资收入作为择业的最高标准之一，这肯定会遭到冷遇和挫折。他毕业前和毕业后已参加了十多场面试，至今只能在家‘啃老’”。殷勇说，他不愿利用自己的人际关系帮儿子找工作，而是让他学着跟各种各样的用人单位去交流，一次次成功与失败之后总是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定位。“这就是孩子的槛，在‘国家分配’的岗位上始终坚守、深化内涵、一干几十年的时代已经远去。竞争，不断地奋斗，是他们需要修炼的内功。”
■预期呈上升看好后五年 相信日子越过越好
“上海市民社会意愿调查”显示:“五年来的上海居民家庭生活的状况总体是上升的，人们对五年前的家庭生活的总体评价是3.14分，而对未来五年的预期是3.31。”
2008年之初，从美国回上海过年的张淑燕在地铁人民广场站迷路了，这个原先地铁一号线和二号线的中转站，因为有了地铁八号线的加入，结构上变得错综复杂。这还不是上海在她生活里的最大变数，她原先在黄浦江边周家渡的家已彻底没了，现在，那里是施工工地。
“阿拉姆妈打电话给我，要动迁、要搬家，我都是晓得咯，这次回来，她们去机场接我，否则，连家门都寻不到了。”
在上海市政府的规划图上，黄浦江两岸的5.28平方公里，被一条粗粗的红线圈起，其中3.93平方公里在浦东，占总规划范围的74.4％，用以建设世博园园区。淑燕家的老房子正好在规划园区内，理所当然地被列为拆迁的对象。
淑燕的新家，搬到了上海市世博会动迁定向安置基地之一——三林世博家园。虽然生活比起原来的老城区更为方便，但是淑燕的父母刚刚动迁过来的时候，还是一肚子的不乐意。“总归觉得以前房子的地段好，就对着黄浦江，寸土寸金的地方，到了这里，房子的面积是比以前大了，两室一厅90多平米，老两口住住很宽裕了。但就是有种发放在城边边上的感觉，这里离市中心太远了。”
淑燕的妈妈没想到的是城市拓展的进程和飞速上涨的房价，住过来的约一年时间，三林世博家园已经是网上热租的“好地段”，而这里的房价也从原先的5000元一平米，上涨到了8000－10000元一平米。“以后把房子卖了，我们再往市里的商品房搬。”看着蹭蹭上扬的房价，淑燕妈妈再也不提原来的老房子了。
缺憾总是有的。这里的公交白天还算方便，去市中心有地铁、有好几路公交车到淮海路、人民广场这样的繁华地段，可晚上九点以后，轨道车停开，就很不方便了。“那些经常加班的或上夜班的人，要想过上舒心日子，恐怕还要等一段时间。但相信日子会好的。”淑燕父母乐观地等待着。
在上海，大多数家庭与淑燕父母一样对这座城市充满信心。“生活将越来越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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